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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要保密

保密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以稿换稿 】  作者:李杰   发布:2016年07月10日   阅读: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抵抗日本侵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正是在这一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公开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保密工作,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上层进行一系列秘密联系,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肤施密谈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随后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以实现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

瓦窑堡会议旧址

然而,当时西北地区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1935年,戴笠在西安组建西北区特务组织,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情报工作。之后,又相继成立陕西榆林站和山西晋南站、太原站等省级特务组织,搜集我党我军情报,监视调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动向。保密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对统战工作造成严重损失。

1935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充分团结东北军及西北军、国民党高级将领、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伟大转变。

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具体负责与张学良和东北军的秘密联系。

张学良和东北军对日本有着深刻的家仇国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军退入关内,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在陕北“围剿”红军中,屡遭失败,损兵折将。东北军官兵深受国土沦丧、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识强烈,不愿再打内战,要求抗日。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秘密返回东北军。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张学良表示要与中共正式代表会晤。

中共中央立即派李克农秘密前往洛川,先后两次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在第二次会谈中,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

双方电报往来,最后确定于4月8日在肤施会谈。周恩来、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小分队于约定时间来到肤施东北20里的川口。不料这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和张学良的电台联络又中断了,直到9日上午才联系上。

张学良获知周恩来、李克农到达川口的消息后,自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及少数心腹侍卫飞赴肤施,为迷惑特务,行前以推进“剿共”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黄昏时分,张学良派高福源到川口接周恩来和李克农,为避人耳目,周恩来和李克农均换上了便衣。

在高福源的引导下,周恩来、李克农在夜幕中悄悄入城,来到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基督教堂。这是当时肤施城最好的建筑,就是在这座教堂里,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等人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

会谈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参加会议的只有5个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门外,张学良的贴身侍卫孙铭九负责警卫,任何人不准靠近。中间休息时,送来了夜宵(面条),也是由孙铭九从门缝中递进,王以哲在门边接进,连孙铭九也不得进入会谈的房间。这次会谈持续到次日凌晨4点,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几项口头协议。

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东北军的联系,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与李克农一道建立秘密电台。同时,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关于红军和东北军密切合作……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为友为敌?

在与张学良秘密联系的同时,中共中央又着手建立与杨虎城和西北军的秘密联系。杨虎城当时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与共产党人早有交往,大革命失败后,他保护过共产党人,也知道属下有很多人是共产党人,并与一些共产党人如南汉宸等保持着秘密联系,但他从未与中共中央发生过直接联系。

杨虎城

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与杨虎城进行秘密联系。杨虎城虽然和汪锋谈过了,但他不放心,怕毛泽东亲笔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侦察他态度的假信?为此,他请在天津的南汉宸派一个共产党员到陕北问一下汪锋的真实情况。于是,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的代表王世英(王世英曾在杨虎城部工作过,杨虎城知道他的党员身份)来到西安。

据王世英回忆:“第一次见面,杨虎城说汪锋是你们的人,我说是的。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我第二次和杨虎城见面是正式谈判。杨虎城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虎城让秘书王菊人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虎城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

两次会谈达成初步共识,随后,王世英向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他与杨虎城商谈具体细节。同时,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也被派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直至同年5月,双方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达成协议。

然而,之后的两三个月,杨虎城思想出现了动摇。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8月13日再次致书杨虎城:“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 9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杨虎城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当时为了保密起见,杨虎城在西安设立了3处秘密联络站:西安甜水井街、宋文梅的特务营部、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第一处专门接待一般共产党人,后两处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与杨虎城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就住在这里,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在前线也有3处交通站: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武士敏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交通线取消。

这时,十七路军和红军对峙的前线,不但无形停战,双方还建立起交通线。一些紧缺物资在十七路军的协助下,源源不断地送往陕北根据地。

“彭公馆”

对山西军阀阎锡山,中共中央亦积极加强秘密联系。1936年2月,为了打通抗日路线,红军挥师东征,在山西转战70余天,取得了巨大战果。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征红军主动回师陕北,并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促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

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寇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10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只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是受全国爱国同胞拥护的。阎锡山此时处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难堪境地,是“降日”还是“抗日”,是“反共”还是“联共”,何去何从,他不能不慎重考虑。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 并派彭雪枫赴太原与阎锡山秘密会谈。

彭雪枫到太原后,由南汉宸陪同与阎锡山会晤,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看信后,联想到日本人和蒋介石对他构成的威胁,决定联共“守土抗日”。阎锡山当即指定其外甥、政训处主任梁化之为全权代表与彭雪枫磋商有关事宜。为避开蒋介石与日本人的耳目,阎锡山采取了极为保密的措施,令梁化之与彭雪枫单线联系并商定3项秘密协议:红军可在太原建立秘密联络站;彭雪枫与延安的交通联络由阎方颁发护照,保证安全;通讯联络先使用阎方电台。

之后,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并邀请薄一波回太原“共策保晋大业”。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等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我方不是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与阎锡山合作,而是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帮助阎锡山抗日。从表面上看,是在阎锡山的领导之下,用的是阎锡山的形式和语言,戴着“山西帽子”,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

同时,根据秘密协议,中共在太原首义门街“基督教青年会”后院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基督教青年会”属教会机构,一般不会有人骚扰。但彭雪枫还是使用化名涂秀根,中共在太原的秘密联络工作便从此开始。

时隔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太原秘密联络站在彭雪枫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使阎锡山在事变中保持中立,基本采取了与中共主张相近的态度。可是,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尚未正式成功之前,彭雪枫同阎锡山的各种谈判仍在秘密进行。为了推动阎锡山在同红军联合抗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从而沟通红军和晋绥军的密切联络,彭雪枫和梁化之多次就设立秘密电台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岳夏等工作人员带电台到太原工作。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亲自召见岳夏和他的爱人李建华,并对他们在秘密工作中应当遵守的保密纪律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应注意的事项一一作了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山西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秦邦宪、叶剑英等亲赴西安,通过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这是周恩来和秦邦宪(左一)、叶剑英(左二)在西安合影。

3月22日,太原秘密联络站从“基督教青年会”后院迁往新满城街一处较为僻静的独门四合院。为了隐蔽和保密,彭雪枫买来家具,布置得像一个达官贵人的公馆,对外称“彭公馆”,户主彭雨峰,是上海一家公司的“副经理”。岳夏化名岳公远(亦称岳企远),与其爱人和不满5个月的孩子装成彭雪枫的“表弟”一家,译电员、警卫员、勤务员亦都有化名,装成彭雪枫的“亲戚”或公馆的“职员”。彭雪枫还请来原在西北军工作的老党员王梓木的哥哥“老王”充当“公馆”的厨师。“公馆”人员济济,气派大方,特别是彭雪枫,身着长袍,脚蹬皮鞋,常常坐在“公馆”大厅的太师椅上,很难让人怀疑。

彭雪枫又让梁化之对太原公安局交代,不到此检查户口,并进行暗中保护。所以他们“移来新居”以后,很快就把一部5瓦特的秘密电台安装起来,并按照事先约定的波长、呼号于3月24日正式开始工作,从而可以直接和顺利地与中共中央进行空中联络。

化敌为友

中共中央在对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还加紧了与华北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的秘密联络,并派出代表到广西、四川等地,向李宗仁、刘湘等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事宜。中共中央这些积极而不懈的努力,增强了地方实力派抗日救国的信心,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中共中央也认识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因此,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不断调整对国民党的政策,以期化敌为友。

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迫于全民族抗战呼声的压力,也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进行谈判。但是,国共两党自1927年决裂后,早已中断联系,加之土地革命时期两党两军相互厮杀近十年之久,相互之间形同水火,如何建立联系成了一大难题。

庐山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

1936年3月的一天,上海《申报》突然在醒目位置刊出一条“寻人启事”,启事要求被寻者“伍豪”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饭店与落款者一晤,共商要事。“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那么,究竟是谁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寻找周恩来呢?此人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干将张冲。自“寻人启事”刊出后,他便派出特务在约定的地点昼夜蹲守,一守就是几个月。对此,中共中央经过严密侦察后慎重决定派潘汉年处理此事。后几经辗转,潘汉年、张冲先后在香港、上海、南京多次秘密洽谈合作事项,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方面还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秘密谈判;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秘密联系。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进行了历时一年余的秘密谈判,因国民党推翻对谈判条件的承诺而导致两党谈判终止。

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中)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合影。

193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从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前嫌,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并派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展开秘密斡旋。在斡旋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曾联名致电谈判代表,强调:“我们斡旋和平事,对外务守秘密。因如果外间知道和平是我们斡旋成功的,或予我们有大力,一则使蒋难堪,二则使张、杨及西安两军难堪。”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下,南京和西安两方最终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协议,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最终实现了由“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此后,国共两党开始由秘密接触走向公开谈判,自1937年2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就两党重新合作、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历时7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扫除重重障碍,双方达成协议,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从而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自此,全国上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毛泽东题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原标题为《秘密之联系 暗中之准备——保密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来源: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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