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国士刺客豫让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周王室的日趋没落，诸侯的纷争更加剧烈，一度雄踞中原的晋国退出了霸主的地位，国家大权逐渐被范、中行、智、赵、韩、魏六卿掌握。六卿树党争权，相互肉鱼，欲置对方于死地。经过五年的殊死较量，范氏、中行（音杭）氏、智伯相继被消灭，于是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三分晋地，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家分晋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智伯的家臣豫让毁身苦行，殒身报仇，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豫让早年曾当过范氏、中行氏的家臣，由于自视甚高，屈居下僚，因此心情郁闷，常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感。俗话说：“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为今后打算，豫让于是投奔晋国炙手可热的权臣智伯。智伯赏识豫让的才智，更信任其忠诚，便待以国士之礼，视之为忠谋之士。得到智伯的信任与重用，享受前所未有的恩宠，豫让感恩戴德，决心披肝沥胆，任其驱驰。
　　智伯权欲极强，对王位怀有觊觎之心。由于权倾一时，骄横跋扈，智伯不仅无视晋侯的存在，而且肆意侵凌蚕食“五卿”封地。为铲除篡夺晋政路上的障碍，智伯首先将矛头对准范氏、中行氏。周定王十一年（公元前458年），智伯联合赵、韩、魏吞并了范氏、中行氏。三年后，智伯又假借晋侯之名，威逼赵、韩、魏各献百里之地。韩、魏畏其威势，各自向其“致万家之邑”。然而赵襄子（无恤）对智伯的威胁拒不听命。智伯于是胁迫韩、魏出兵伐赵。
　　次年，赵襄子兵败，退守晋阳（今太原市晋源镇）。由于晋阳城墙完备，府库足用，智伯久攻不下，于是决汾水灌城。晋阳被围了一年多，城中大部分地区如同水乡泽国，百姓难有栖身之地，加之财食将尽，士卒病羸，危亡迫在眉睫……面对危局，赵襄子接受了家臣张孟谈的建议，利用韩、魏与智伯之间的矛盾，以求纾解围城的困局。在赵襄子的授意下，张孟谈夜缒出城，游说韩康子与魏桓子，以“唇亡齿寒”为喻，明白告诉对方：“赵亡，韩、魏亦不保。”为求自保，韩、魏与赵暗地结盟，密谋灭掉智伯，并约定时日，决堤反灌智伯军。在韩、魏、赵的联手下，智伯终于在这场政治角逐中败下阵来，不仅丢掉了性命，而且连祖宗苦心经营的基业及自己费尽心机所侵夺的大量土地化为乌有……
　　智伯被杀后，赵襄子将其头颅作为饮器，以发泄对智伯的仇怨。对晋国朝野来说，智伯的被杀，无不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此时，惟独豫让如丧考妣，痛心疾首地叹道：“士为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国亡族灭，辱及遗骸，吾偷生于世，何以为人？”对豫让而言，智伯的知遇之恩，唯有以死相报才能无愧于心。为了报仇，他改名换姓，身藏利刃，假装成罚作苦役的刑人，潜入赵襄子内厕……
　　一日，赵襄子入厕，看见涂厕之刑人，突有不祥之感，于是喝令拿下。左右从刑人衣中搜出匕首，赵襄子知是刺客，便厉声追问起来。豫让对此毫无惧色，坦然承认自己是智氏家臣，是为其报仇来的。赵襄子敬其忠义，制止左右手刃豫让之余，对其愚忠十分赞赏，称其是“义人”，是“天下之贤人”，随后将其释放。
　　初次行刺，无果而终，豫让并不为此而气馁，反而复仇的信心愈加坚定。为了使刺杀行动得以成功，他以漆涂身，使皮肤肿癞，随后又吞炭坏嗓，意在改变声音。待外表、嗓音改变后，豫让扮成乞丐，伺机刺杀赵襄子。某日，豫让行乞于市，与其妻不期而遇。其妻看见眼前之人，不禁纳闷道：“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连妻子都能骗过，豫让感到成功的机会大增，于是静候时机。豫让的朋友对其一心报仇，执迷不悟颇有微词，于是劝他道：“以你的才能，如果为赵襄子效力，一定会得到他的重用，这样就能施展自己的才能。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你一意孤行，非要报仇！不知你想过没有，你复仇的愿望根本不可能成功。”豫让对朋友的劝告嗤之以鼻，申明自己“怀二心以事主”，将有愧于“天下后世人”；而为主报仇，目的在于“明君臣之义”。
　　一日，赵襄子出行经过一座桥时，突然坐马受惊，嘶叫起来。赵襄子预感有人行刺，下令搜索。卫士在桥下抓住豫让。当赵襄子得知眼前怪模怪样的哑巴乞丐竟然是豫让时，既怜悯又愤怒，于是不仅揶揄其所谓“不事二主”的谎言，而且进而指责其“在智伯灭掉其范氏、中行氏时，不仅不为旧主报仇，反而为智伯出谋划策，这种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令人不齿；更好笑的是，如今智伯已死，豫让执意为其报仇，的确令人不可思议”。豫让对赵襄子的挖苦数落毫不在意，振振有词地反驳道：“君臣之间所重视的就是一个‘义’字，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为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过去为范氏、中行氏效力，他们以对一般人的礼遇来对待我，我因此以一般人的方式去回报他们。之后，我事奉智伯，他解衣推食，以国士的礼遇来对待我，因此我也以国士的方式去回报他。”赵襄子对豫让一心报仇、不肯回头而感到愤怒，于是下令将其团团围住。豫让知其不免于死，于是恳求赵襄子道：“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不埋没别人的好处，而忠臣自有为名而死之道理。过去蒙君王宽大赦免了我的罪过，因此天下人没有不称赞君王贤德的。如今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的确应当伏法就戮，然而我死之前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恳请君王将所穿之外衣脱下，让我用剑击斩它几下，以表我报仇雪恨的心意。那么，即使我死了也不遗憾！”赵襄子被豫让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所感动，于是满足其意愿。豫让拔剑而起，三次跳起来挥剑击斩赵襄子的外衣，然后自杀。
　　一个家臣“为主殉节”的事迹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少见，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眼中，豫让的事迹是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绝妙题材，豫让是一个为维护封建统治输诚尽忠的典型人物。基于以上考量，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无不对豫让的事迹大肆吹捧，粉饰炒作，以期达到愚民驭民的目的。这样一来，天下“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人人争相效仿豫让的“死忠”……
　　针对以上荒唐宣传，历代文人尽管不以为然，然而却很少有人敢于诉诸文字，指斥其荒谬可笑。明代洪武年间，浙江宁海人方孝孺，对豫让的“忠烈”大加痛斥。谈起方孝孺，想必读者并不陌生。这位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因拒绝为朱棣（明成祖）篡位登极起草诏书而被“诛十族”的骨鲠之臣，在《豫让论》中，方孝孺秉持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指斥豫让不是什么“忠臣”，而是一个“不能扶危于智伯未乱之先，而徒欲伏剑于智伯既败之后”的“伪国士”刺客。此论一出，犹如一枚震撼弹，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豫让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忠臣，果真如此吗？为了揭露豫让的虚假谎话，方孝孺以事实为依据，反驳豫让的严重失职及对主不忠。方孝孺指出：“当智伯侵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应竭力忠告：‘诸侯大夫，各安其分，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方孝孺认为：如果豫让为此诤谏而死，即令智伯顽冥不灵，也会感其至诚，幡然悔悟，与韩、魏和睦相处，解除围赵的军队，从而保全智氏宗族，守其祭祀。那么豫让尽到了家臣的责任，可谓功德无量，虽死犹生。难道不胜于斩衣而死吗？
　　方孝孺严厉批评豫让“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于殒命于既败之后”，是一种“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的卑劣行为。其依据是：当智伯野心勃勃、骄横跋扈、贪残不仁、鱼肉百姓时，豫让何以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见智伯不断犯错，朝着死亡路上奔去时，豫让何以袖手旁观，坐待其败？而智伯死后，豫让一心为主报仇，这是痛感到自己的靠山垮了，富贵荣华亦随之破灭，于是“不胜血气之悻悻，自甘于刺客之流”。
　　读者不难看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豫让是一个朝秦暮楚的势利之徒，独夫民贼的知己帮凶，无视天下苍生苦难的佞臣，一个“不足道哉”的“伪国士”刺客。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史馆）
　　一日，赵襄子出行经过一座桥时，突然坐马受惊，嘶叫起来。赵襄子预感有人行刺，下令搜索。卫士在桥下抓住豫让。当赵襄子得知眼前怪模怪样的哑巴乞丐竟然是豫让时，既怜悯又愤怒，于是不仅揶揄其所谓“不事二主”的谎言，而且进而指责其“在智伯灭掉其范氏、中行氏时，不仅不为旧主报仇，反而为智伯出谋划策，这种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令人不齿；更好笑的是，如今智伯已死，豫让执意为其报仇，的确令人不可思议”。豫让对赵襄子的挖苦数落毫不在意，振振有词地反驳道：“君臣之间所重视的就是一个‘义’字，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为腹心；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路人。我过去为范氏、中行氏效力，他们以对一般人的礼遇来对待我，我因此以一般人的方式去回报他们。之后，我事奉智伯，他解衣推食，以国士的礼遇来对待我，因此我也以国士的方式去回报他。”赵襄子对豫让一心报仇、不肯回头而感到愤怒，于是下令将其团团围住。豫让知其不免于死，于是恳求赵襄子道：“我听说圣明的君王不埋没别人的好处，而忠臣自有为名而死之道理。过去蒙君王宽大赦免了我的罪过，因此天下人没有不称赞君王贤德的。如今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的确应当伏法就戮，然而我死之前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恳请君王将所穿之外衣脱下，让我用剑击斩它几下，以表我报仇雪恨的心意。那么，即使我死了也不遗憾！”赵襄子被豫让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所感动，于是满足其意愿。豫让拔剑而起，三次跳起来挥剑击斩赵襄子的外衣，然后自杀。
　　一个家臣“为主殉节”的事迹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少见，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眼中，豫让的事迹是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绝妙题材，豫让是一个为维护封建统治输诚尽忠的典型人物。基于以上考量，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御用文人无不对豫让的事迹大肆吹捧，粉饰炒作，以期达到愚民驭民的目的。这样一来，天下“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人人争相效仿豫让的“死忠”……
　　针对以上荒唐宣传，历代文人尽管不以为然，然而却很少有人敢于诉诸文字，指斥其荒谬可笑。明代洪武年间，浙江宁海人方孝孺，对豫让的“忠烈”大加痛斥。谈起方孝孺，想必读者并不陌生。这位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因拒绝为朱棣（明成祖）篡位登极起草诏书而被“诛十族”的骨鲠之臣，在《豫让论》中，方孝孺秉持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指斥豫让不是什么“忠臣”，而是一个“不能扶危于智伯未乱之先，而徒欲伏剑于智伯既败之后”的“伪国士”刺客。此论一出，犹如一枚震撼弹，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
　　豫让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忠臣，果真如此吗？为了揭露豫让的虚假谎话，方孝孺以事实为依据，反驳豫让的严重失职及对主不忠。方孝孺指出：“当智伯侵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豫让应竭力忠告：‘诸侯大夫，各安其分，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方孝孺认为：如果豫让为此诤谏而死，即令智伯顽冥不灵，也会感其至诚，幡然悔悟，与韩、魏和睦相处，解除围赵的军队，从而保全智氏宗族，守其祭祀。那么豫让尽到了家臣的责任，可谓功德无量，虽死犹生。难道不胜于斩衣而死吗？
　　方孝孺严厉批评豫让“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于殒命于既败之后”，是一种“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的卑劣行为。其依据是：当智伯野心勃勃、骄横跋扈、贪残不仁、鱼肉百姓时，豫让何以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见智伯不断犯错，朝着死亡路上奔去时，豫让何以袖手旁观，坐待其败？而智伯死后，豫让一心为主报仇，这是痛感到自己的靠山垮了，富贵荣华亦随之破灭，于是“不胜血气之悻悻，自甘于刺客之流”。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