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

　　满族的祖先，古称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主要分布在祖国的东北地区。明朝时，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沿岸；建州女真原居住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后来几经迁徙，才移至今辽宁新宾一带；野人女真世代居住在从伯力到庙街的黑龙江两岸。
　　元朝被明推翻后，明政府肃清了元在东北的残余势力，设置了地方政权机关——“辽东都指挥使司”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的治所在辽阳。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特林地方，即元代的征东元帅府故址。这两个都司，分别在其管辖的地界内，行使明朝政府的职权，管理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
　　清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十三，称明初疆域仅“东尽於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明人曾未涉其境。”这种说法，乃满洲贵族讳言其祖先与明服属关系，故意制造烟幕，是不符合事实的。
　　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政府派遣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由钦差内官亦失哈率同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后不久，亦失哈还在该都司治所特林地方江边山上，修建了一座永宁寺（永乐十一年修，后被毁，宣德八年重修），并先后两次立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和修建永宁寺的经过。这两块石碑就是的见证。它有力地告诉人们，明初的东北疆域实际已到达什么地方。
　　历史记载，早在明以前，就有大批汉人——贫苦的农民、各种手工匠，还有一些逃避战乱、寻找世外桃源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东汉末年的管宁、邴原、三国时的太史慈、以及晋朝时的高瞻等，先后来到东北。他们把关内的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以及高度的封建文化，带给生活在这里的各兄弟民族，这对当时尚处于较低社会阶段的满族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据明正统八年（1443年）四月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人（指汉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虏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1]又据《辽东志》卷七《艺文·卢琼〈东戍见闻录〉》描述建州女真部的社会状况，说：“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指汉人）。”从上述两段记载可以看出，不论是海西女真部，还是建州女真部，都有不少汉族农民在那里耕作。
　　朝鲜成宗六年（1475年）七月癸丑《朝鲜实录》讲，建州女真使用的箭镞，“昔皆用骨，今则皆以铁为之。”铁的来源系建州女真人用貂皮向朝鲜人交换得来。成宗十四年（1483年）十月庚午《朝鲜实录》又讲，这时建州女真的甲胄，也“以铁为之”，问其“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有冶工乎”？答曰：“多有之。”[2]如上所述，过去箭镞用骨制，后来用铁制；原来铁的来源靠向外交换，以后能自己生产；起初只能用铁制箭镞，继而还能用铁制甲胄，而且冶工很多。这些事实，反映了建州女真部的一定铁冶水平。尽管记载中没有说明这些冶工是否为汉人，但不难推测，既然女真各部家中有不少汉族农民，那么，这些冶工中很可能有一些就是汉族农民。
　　据《辽东志》卷六《人物》载，管宁来辽东，“避乱者皆来就之，旬日成邑。”高瞻来辽东时，率领了“数千家”。这种记载当然有夸大成分，而且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所传播的肯定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接受这种文化影响的也只能是女真各部极少数上层人物；但是，不管怎样，通过这些人，总算把当时比较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这块比较后进的地区。
　　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距离不远。从山东登州（今蓬莱县）、莱州（今掖县）坐船，若遇顺风，一昼夜即可抵达辽东旅顺口。辽东地方，棉花、布匹，取给于山东；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居民，亦各有船往来登、辽，贸易度活。[3]明政府先后在开原、广宁、抚顺等地，开设马市。通过开市交易，汉人把铧子、铁锅、米、布、绢、缎、袄子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卖给满人，满人则把马、牛、羊等牲畜和貂皮、人参、松子、木耳、蜂蜜、兽皮等土特产卖给汉人，彼此互通有无，各自满足需要。尤其是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自开为互市场后，汉族和建州女真族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密切，满族社会也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
　　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猛哥帖木儿兴起。永乐时，他曾随同建州卫都指挥使李显忠来京师朝贡，受到优渥的接待。明政府封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升为都督佥事，最后升为右都督。[5]猛哥帖木儿在清史上称“都督孟特穆”，被尊为“肇祖”；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就是他的后裔。
　　猛哥帖木儿升右都督不久，就被另一支女真人杀害。他死后，他的儿子董山（一作“童山”、“充善”）和他的异父同母弟凡察为争夺建州左卫的卫印，长期相持不让，明政府为解决矛盾，于是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6]升董山为都督同知，掌管左卫；升凡察为都督同知，掌管右卫。
　　此后，经过一百多年的变迁，到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努尔哈赤时，建州女真部日益强盛起来。关于努尔哈赤的先祖世系，明史书与清史书有不一致之处。据清史书上记载，自孟特穆往下传：第一代为充善（明作“董山”、“童山”），第二代为锡宝齐篇古，第三代为都督福满（清尊为“兴祖”），第四代为觉昌安（明作“教场”、“叫场”，清尊为“景祖”），第五代为塔克世（明作“他失”、“塔失”，清尊为“显祖”），第六代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清尊为“太祖”）。明史书上记载清太祖先人世系，与此稍有歧异：第二代之锡宝齐篇古和第三代之福满，在明史书中找不到字音与之相对应的人名。特别是第三代，明史书叙述断线，脉络不明，如由努尔哈赤往上数，父亲他失，祖父教场，均与清史记载相同，但再往上数，教场之父是谁？即第三代是谁？不清楚。此处所说之“六世孙”，系依清史记载。
　　努尔哈赤十五、六岁那年，他的父亲、祖父，都被明边将李成梁所杀，他本人则被李成梁收留帐下抚养。有关努尔哈赤父、祖被杀事，这里有必要作一些史实上的交代：
　　据《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李成梁传》，谓建州都指挥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万历二年十月复大举入犯，李成梁设伏大败之。王杲走南关（明称海西女真哈达部为“南关”），哈达都督王台执以献，王杲被杀。王杲死，其子阿台要报父仇，数次兴兵，亦为李成梁所败，被射死。杲部遂灭。《传》中叙述了王杲、阿台父子被灭的经过，但是没有提到努尔哈赤的父亲他失和祖父教场。
　　又《姚宫詹文集》卷之一《建夷授官始末》（见《明经世文编》卷五○一）：“王杲诱杀备御裴承祖，犯清河、抚顺，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发兵剿之，杀其子阿台等。杲走匿王台所，台执杲使其子虎儿哈送诣军前，将吏献俘论赏。……此万历二年冬也。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叫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已又杀叫场及其子他失。叫场、他失者，奴（努）尔哈赤之祖若父也。时奴（努）尔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这段文字明白地记载了李成梁杀教场、他失及努尔哈赤乞哀的事，补充了《明史·李成梁传》的不足之处。其中所述与《明史》不同之处是：阿台先于其父王杲被杀，当然谈不上为其父报仇的事。
　　又《熊经略集》卷之一《答友人》（《明经世文编》卷四八○）：“自宁远（李成梁曾封宁远伯）为险山参将以至总兵，诱此间彼，诱彼间此，专以掩杀为事。诸部或绝或散。而是时，奴酋之祖曰教场，父曰他失。他失者，阿台婿也。其袭阿台也，宁远实使诱之。已而城下，并杀其父、祖。而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敕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且请为龙虎将军以宠之。于是奴酋得以号召东方，尽收各家故地、遗民，归于一统，而建州之势合矣。”这段记载告诉我们，教场、他失和王杲、阿台有亲戚关系，所以李成梁才叫他失、教场去诱降，搞里应外合；等到事情成功后，李成梁又反过来杀掉了他失和教场。《明史·李成梁传》之所以不提他失、教场两人之名，无非是清修《明史》时执笔者替清统治者掩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失、教场之被杀，是李成梁玩弄“诱此间彼，诱彼间此”的一贯手法，是有计划的，绝不像有些史书所说，他们是在乱兵之中被误杀的。
　　努尔哈赤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对明军将官的强弱和边防的虚实了解比较清楚。万历十六年(1588)，他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次年，明朝政府封他为都督佥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又加封他为龙虎将军。
　　女真各部首领，一向接受明政府的官职，服从约束和调遣。明政府分别发给各部“敕书”，诸部首领每年按期率领部属持敕书由指定关口，进京朝贡。这已成为定制。其制如下：
　　女真各部进京朝贡，除野人女真因离京师太远，未作硬性规定外，对海西、建州女真则有严格规定。明政府发给海西女真敕书一千道，发给建州女真敕书五百道，每年入贡京师一次。入贡人数，海西限定一千人，建州限定五百人（即一人持一敕书）；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海西以开原城东南六十里之广顺关为出入之关口，建州以抚顺所东三十里之抚顺关为出入之关口（抚顺未开关前，验入关口与海西同）。如当年十月未能赶到，至次年正月以后到者，须经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7]
　　当努尔哈赤力量还不够强大时，对明政府的态度还算恭顺；但等到他“地大兵强，畜繁马壮”，手下有精兵“三万有奇”的时候，态度就变了，数年不贡，或逾期补贡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8]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地区建立国家，即大汗位，国名“大金”（又称“后金”），年号“天命”，以这年为天命元年。从这时起，金和明就成了不容并存的两个对立政权，爆发了一连串的战争。
　　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借口报父、祖被杀之仇，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兴兵攻明。所谓“七大恨”，各书所记颇有出入，今以金梁辑《满洲秘档》（原名《满洲老档秘录》）中《太宗与袁崇焕书》所记，录如下：“如癸未年，尔国无故兴兵，害我二祖，一也。癸巳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与蒙古会兵侵我，天以我为是，以彼为非，彼时尔明并未援我；后哈达复来侵我，尔明又未曾助我；己亥年，我兵伐哈达，天以哈达畀我，尔明乃庇护哈达，逼我复还其人民；我既释还哈达之人民，复为叶赫掠去，尔国则置若罔闻……乃于我国则不救援，于哈达则援之，于叶赫则听之，偏私至此，二也。尔明虽屡启衅，即至害我二祖，我犹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界边，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云：两国之人，毋越疆圉，违者殛之。乃癸丑年，尔国以卫助叶赫，发兵出边，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殃必及之。后尔国之人，潜出边境，扰我疆域，我遵前誓杀之，尔乃谓我擅杀，缧系我使臣纲古里、方吉纳，又索我十人杀之边境，以逞报复，四也。尔以兵卫助叶赫，使我国已聘叶赫之女，改适蒙古，五也。尔又发兵焚我累世守边之庐舍，扰我人民之耕耨，不令收获；且移置界碑于沿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其间人参、貂皮、五谷、财用皆产焉，我人赖此以为生活者，攘而有之，六也。甲寅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谗言，遣使以书来，种种恶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可胜数！陵逼已甚，用是兴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各地兵八万八千余人，分兵四路，打算一举消灭后金。努尔哈赤侦知明军进兵，决定采取各个击破办法，沉着应战。他先集中兵力设伏于抚顺东南之萨尔浒山，击破西路明军；随即分兵击破北路明军；然后急回师兴京（即赫图阿拉），迎击前来捣后的东南路明军。明军三路兵败，惟南路李如柏军因早闻西、北两路败讯，未敢冒进，惶急撤退，得以保全。这就是金、明之间有名的萨尔浒战役。通过这次战役，努尔哈赤乘胜攻取了开原和铁岭。从此，后金在东北的势力大大的巩固，明在东北的统治力量大大的动摇。努尔哈赤的兵力“已近十万”。[9]明对后金不得不被迫处于守势地位。
　　为了挽回了辽东败局影响，明政府将杨镐逮捕下狱治罪，改命熊廷弼为经略，在军事上重新布署。熊廷弼到任一年多，被其他官僚排挤去。继任者袁应泰不善用兵，防务松弛。努尔哈赤先后进攻沈阳、辽阳，二城均在蒙古降兵内应下失守，袁应泰兵败自杀死。辽河以东大小数十余城尽为后金所有。后金从兴京迁都辽阳，继而又迁都沈阳。
　　沈、辽兵败，明朝廷极为震惊。熊廷弼再次被起用为经略，王化贞被任命为巡抚，前往辽东，收拾残局。熊廷弼主守，提出了明确具体的防卫计划；王化贞大言主战，军事上却无所准备。经略、巡抚不和，明军力量自行削弱。
　　明天启二年（1622年），金天命七年，努尔哈赤率兵渡辽河，王化贞弃广宁（今辽宁北镇）而逃，广宁守军十三万，一触尽溃；熊廷弼驻军右屯，距广宁四十里，只有士兵五千，无法救广宁。熊廷弼率领五千人在大陵河与王化贞败军会合，一同退入山海关。
　　广宁兵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加剧了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这时，正当宦官集团当政。魏忠贤要报杨涟疏劾“二十四大罪状”之仇，想借广宁兵败、失陷封疆为题目，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熊廷弼为宦党所攻，被杀，传首“九边”。[10]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被诬以受熊廷弼贿，下诏狱，拷掠至死。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城（今辽宁兴城），遇到宁远守将袁崇焕的坚强抵抗。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明年为“天聪”元年。从天聪元年（1627年）起，建州女真改称“满洲”，不再使用“建州女真”这个名称了。
　　“天启”只有七年。天启皇帝死后，崇祯皇帝即位。这时，陕、甘地区农民起义已经爆发。明政府感到东、西两面同时用后，力量不足，为了先平息内乱，在崇祯皇帝默许下，兵部授意袁崇焕暗中与金接触，试探和议。崇祯二年（1629年），金天聪三年，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暗中进行的和议谈判破裂。皇太极致书明大臣，把“不肯息兵”的责任全推给明。[11]接着，金兵大举攻明：冬十月戊寅（二十七日），攻入大安口，破遵化、三屯营，越蓟州（今河北蓟县）而西，十一月十九日（1630年1月2日）直迫北京广渠门外。[12]袁崇焕千里赴救，以九千骑由闻道入援京师，结营广渠门外，与金兵鏖战。皇太极环阅北京城，命投降太监某某入城劝降。后金行使反间计，散布流言，说金与袁崇焕之间有密约，袁引金兵入内，将胁迫明朝皇帝为城下之盟。崇祯皇帝朱由检中计，将袁崇焕逮捕刑讯，以谋叛罪论死，活剐于市。[13]。
　　后金统治者为进一步对明作战，用武力压服了蒙古，撤除了明的屏藩；另外，加紧整顿内部，强化专制统治。皇太极下令仿照明朝的封建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命令满、汉、蒙官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均须学习汉文书籍，不许姑息容隐，否则其父兄不许披甲随征[14]；随后，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金统治者还采用各种办法大量招降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
　　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上皇帝尊号时，特意以满、蒙、汉官的代表分别捧着满、蒙、汉文表章劝进，表示清的皇帝是受各族拥戴的共主，借以加强其覆灭明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号召力量。
　　以后，清兵不断大举深入明内地，俘虏大量人口，给明统治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清崇德元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兵越独石口，入居庸关，过昌平，逼北京，过保定，共俘虏人畜十九万五千零五十[15]；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岳託分兵两路，深入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方州县，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一说“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16]；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领兵进入长城内，“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7]
　　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一切战争，都是与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不可分的。没有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不含有政治目的的战争。既然如此，那么，明与金（清）之间一系列的战争，是在怎样的政治条件和条件下展开的？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又有甚么关系？
　　告诉我们，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金建立之后，努尔哈赤时期，女真族的奴隶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金改国号为清后，皇太极时期，满族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18]而这个时候的明朝，已走向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金（清）和明相比，要富有生气得多；金（清）统治者也不像明统治者那样暮气沉沉、昏庸腐朽。但是，这两个政权，不论是金（清）也罢，还是明也罢，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专政机器。明与金（清）的矛盾和战争，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并非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明政府处理国内兄弟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最初造成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纷争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始至终，明政府对待建州女真的政策是：
　　以利禄作为笼络手段，分别授给女真各部头目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并开关设市，许其“朝贡”贸易。这样，就使得女真各部首领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又不得不依赖明朝；在政治上向明表示臣服，回头又凭借明的势力奴役、剥削本族人民。明统治者通过这些办法，“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19]从而达到所谓的“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20]的可鄙目的。在这种政策思想指导下，明朝皇室贪婪地向女真各部榨取大量貂、猞猁狲等珍贵皮毛和马匹；甚至还经常派遣内官率领庞大的采捕军，直接到女真族人民居住地区，捕捉海东青[21]、土豹（即猞猁狲）等猛禽、珍兽，供宫廷玩乐、享用，因而激起女真族人民普遍仇恨。明朝的官吏、商人，也常假借互市为名，欺压女真人，对他们敲榨勒索，巧取豪夺。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禁绝建州女真互市，使他们准备出售与明的特产——人参，两年内腐烂达十余万斤。巡按都御史郭光复派遣辽阳材官萧伯芝，责问努尔哈赤为何不向明廷进贡蜂蜜；萧伯芝冒充天使，蟒衣玉带，装腔作势，态度傲慢，使得努尔哈赤恨之入骨。以上事例，不成问题，曲均在明。女真统治者就往往借此为理由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造成明与金（清）关系紧张的原因，明统治者有责任，女真统治者也有责任。尤其是后金的力量强大后更是如此。事情绝不完全像努尔哈赤所说，由于明对女真“苦害侵凌，千态莫状”，[22]金才以“七大恨”告天攻明。这里仅举一例，即可揭穿其谎言。努尔哈赤兴兵不久，明统治者派人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农民，努尔哈赤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派兵到会安堡也杀死一些明的农民，并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杀死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2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此刻的态度是相当强横的。所谓“七大恨”，说穿了，只不过是女真贵族发动战争所散布的烟幕而已。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早就对明存有觊觎之心。把族名“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国名“金”改称为“清”，实际就已经公开暴露了女真贵族兴师打仗的真正意图。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族名“建州女真”为“满洲”，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建州”为明设置之卫所名称，“女真”为一种族名称；皇太极统治时期，在其统治地区内，不仅有女真人，而且还有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若仍继续使用“建州女真”一名，一则怕“女真”二字会引起汉人对历史上宋、金对峙关系的痛苦回忆，再则怕“建州”二字会引起蒙古人、朝鲜人对金、明臣属关系的联想而产生轻视心理，故在女真贵族看来，非改族名不可。另外，从积极方面讲，“满洲”，系“曼殊”、“文殊”、“满珠”之音转。“曼殊”，汉语为“妙吉祥”的意思，是当时西藏、蒙古、女真、朝鲜等族人民都很熟悉的一种尊号，改“建州女真”为“满洲”，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女真贵族为了争夺天下、加强和各族的关系从政治上来考虑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国名“金”为“清”，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与改族名之消极用意相同，数百年前，宋、金对立的历史，犹在汉人记忆中，改“金”为“清”，可以缓和其统治区内汉人思想上的对立情绪。另外，从积极方面讲，“金”是袭用前代称号，不合开国气象。再者，“金”国名称之由来，乃起源于古地名金源，带有偏于一隅的地方色彩，若作为一个代表全国性政权的国号而言，显然很不合适。“金”、“清”二字读音相近，改“金”为“清”，容易使其统治区内人民接受，而且“清”字含有“廓清”、“扫清”之意义，此点正好符合女真贵族兴兵灭明、统一天下的思想。[24]
　　当明与金（清）的关系发展到作为两个政权对立的阶段时，其矛盾的性质业已改变，已不再是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策当与不当的问题，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谁消灭谁的问题；不论是明，还是金（清），都各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都不能代表广大人民，因此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非曲直难以用一般标准衡量，通常是：胜者为是，败者为非；胜者一切有理，败者全盘皆错。
　　金（清）为了对明作战，对其统治下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据《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十一讲，当时辽阳、沈阳地区的农民，“一年所收之谷，尽入于八高山（八旗）之家，贫不能自食。”又据王氏《东华录》“天聪”卷一及《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讲，知在金（清）统治下，人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仅在清崇德元年（1636年）一年里，在通往明和朝鲜的几个河口关隘上，就截住了逃亡者一千多人，其未被截获者当然还不少。
　　当女真贵族更改族名、国名的时候，在明统治区内，正是农民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明统治者一方面要对金（清）作战，一方面要全力镇压农民军，在军费开支上，有对金（清）作战的所谓“辽饷”、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所谓“剿饷”和“练饷”，“三饷”的加派，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一度，明与女真贵族之间曾有过暗中勾结、密谋和议之事。天启时，袁崇焕和皇太极曾有信使往来，秘密议和。崇祯时，朱由检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清贵族暗中接洽，进行和谈，“手诏往返者数十”，后因密谋泄露，引起朝臣议论，反杀陈新甲以掩饰。[25]
　　在金（清）统治者和农民军两面夹攻之下，明统治者深感招架困难，力不从心，处境十分狼狈。一位曾经目睹明末局势变化的学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录》一书中这样说：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农民军；农民战争紧急，则调边兵征剿农民军；清军紧急，又撤征剿农民军之兵以御清军。终至清军、农民军、官军三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26]
　　起初，明统治集团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两大势力威逼之下，曾对当前形势作过轻重缓急的分析，主张先专心剿灭农民军，然后再养全力以制清。兵部为此上奏皇帝，疏陈方策，说：“一曰‘灭奴’（指对付清统治者，下同），先‘灭寇’（指对付农民军，下同）。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臣以为寇非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心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说，不难看出，不管明军与金（清）八骑兵之间斗争如何激烈，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满、汉整个民族之间进行，而只是在汉族统治者与在政治上被排挤的满族统治者之间进行。
　　明末农民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金（清）统治者在山海关外节节取得胜利之时，也正是山海关内农民革命如疾风暴雨迅速发展之时。金（清）对明的战争，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耗损了明统治者一部分财力、物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反过来，农民军在关内一次一次给明统治者沉重打击，客观上也为金（清）的发展带来了可趁之机。清入关之前，虽然没有直接和农民军发生冲突，但潜在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旦两军在山海关前相遇，满洲贵族所暴露出来的狰狞面孔和残酷手段，与明统治者相比，丝毫没有甚么两样。
　　注释：
　　[1]见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五、第三十九页。
　　[2]以上所引，见《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十、第二十九页，及卷十一、第四十九页。
　　[3]《辽东志》卷七，《艺文·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会陈边务疏》。
　　[4]《满洲实录》卷二；“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谓建州右卫设于永乐十年（1412年），但“建州左卫”这个名称开始见于《明实录》则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二月壬午。猛哥帖木儿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在宣德元年（1426年），升为右都督（正一品）为宣德八年（1433年）。
　　[6]分设建州右卫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
　　[7]以上规定，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并参看《辽东志》卷二《建置》。
　　[8]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9]《明经世文编》卷四八○，第五二八二页。
　　[10]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事在天启五年（1625年）；王化贞直到熊廷弼被杀后七年，始论罪伏诛。
　　[11]《满洲秘档》，《太宗再致明国大臣书》。
　　[12]金兵入大安口日期，见《明史》卷二十三；直迫北京广渠门日期，见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
　　[13]袁崇焕被杀，《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谓在崇祯三年四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谓在崇祯三年八月。
　　[14]《满洲秘档》，《太宗谕金、汉、蒙官子弟读书》。
　　[15]《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七月辛酉载，俘获人畜共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同书，卷三十一，崇德元年九月乙卯载，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此处所说俘获人畜数，系指崇德元年七、九两月而言。
　　[16]同上书，卷四十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17]同上书，卷六十四。
　　[18]参阅1962年第六期《历史研究》，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明清史》、《史纲要》等书之有关部分。
　　[19]《皇明经济文录》卷三十四，《蓟州编·女直考》。
　　[20]《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五二八七页。
　　[21]海东青是一种能捕天鹅的猛禽。《元史·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下注云：“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云：“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元朝宫里赏钞五十锭。”
　　[22]《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23]《太祖武皇帝实录》二，一十四页。
　　[24]以上说法，参看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十八章及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一文，并加以己意写成。
　　[25]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有关袁崇焕与金国汗往来之书信，以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26]夏允彝《幸存录》卷之一《东夷大略》（我所见到的《幸存录》，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有两种，一种无卷次，一种有卷次，两种钞本个别文字有出入）：“我之兵力，每以御（一作“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又撤（一作“辍”）剿寇之兵以御虏。卒之三（一作“二”，“二”指寇、虏，“三”指寇、虏、兵）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2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崇祯九年《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
　　后金统治者为进一步对明作战，用武力压服了蒙古，撤除了明的屏藩；另外，加紧整顿内部，强化专制统治。皇太极下令仿照明朝的封建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并命令满、汉、蒙官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均须学习汉文书籍，不许姑息容隐，否则其父兄不许披甲随征[14]；随后，宣布在沈阳开科取士。金统治者还采用各种办法大量招降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
　　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皇帝，改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上皇帝尊号时，特意以满、蒙、汉官的代表分别捧着满、蒙、汉文表章劝进，表示清的皇帝是受各族拥戴的共主，借以加强其覆灭明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号召力量。
　　以后，清兵不断大举深入明内地，俘虏大量人口，给明统治地区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清崇德元年（1636年），阿济格率清兵越独石口，入居庸关，过昌平，逼北京，过保定，共俘虏人畜十九万五千零五十[15]；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岳託分兵两路，深入明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方州县，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一说“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16]；崇德七年（1642年），阿巴泰领兵进入长城内，“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17]
　　战争，就其本质来说，是某一阶级某一政治集团以暴力手段施行的政治的继续。一切战争，都是与产生这一战争的政治制度不可分的。没有超阶级的政治，也没有不含有政治目的的战争。既然如此，那么，明与金（清）之间一系列的战争，是在怎样的政治条件和条件下展开的？它与明末农民大起义又有甚么关系？
　　告诉我们，金建立之前，建州女真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金建立之后，努尔哈赤时期，女真族的奴隶制度有了显著的发展。金改国号为清后，皇太极时期，满族已进入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18]而这个时候的明朝，已走向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金（清）和明相比，要富有生气得多；金（清）统治者也不像明统治者那样暮气沉沉、昏庸腐朽。但是，这两个政权，不论是金（清）也罢，还是明也罢，都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专政机器。明与金（清）的矛盾和战争，只是由于满、汉两族统治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而引起，并非两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战争。
　　明政府处理国内兄弟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错误的，是最初造成满、汉统治集团之间纷争不已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始至终，明政府对待建州女真的政策是：
　　以利禄作为笼络手段，分别授给女真各部头目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镇抚等官职；并开关设市，许其“朝贡”贸易。这样，就使得女真各部首领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又不得不依赖明朝；在政治上向明表示臣服，回头又凭借明的势力奴役、剥削本族人民。明统治者通过这些办法，“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19]从而达到所谓的“分其部落以弱之，别其种类以间之，使之人自为雄，而不使之势统于一”[20]的可鄙目的。在这种政策思想指导下，明朝皇室贪婪地向女真各部榨取大量貂、猞猁狲等珍贵皮毛和马匹；甚至还经常派遣内官率领庞大的采捕军，直接到女真族人民居住地区，捕捉海东青[21]、土豹（即猞猁狲）等猛禽、珍兽，供宫廷玩乐、享用，因而激起女真族人民普遍仇恨。明朝的官吏、商人，也常假借互市为名，欺压女真人，对他们敲榨勒索，巧取豪夺。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禁绝建州女真互市，使他们准备出售与明的特产——人参，两年内腐烂达十余万斤。巡按都御史郭光复派遣辽阳材官萧伯芝，责问努尔哈赤为何不向明廷进贡蜂蜜；萧伯芝冒充天使，蟒衣玉带，装腔作势，态度傲慢，使得努尔哈赤恨之入骨。以上事例，不成问题，曲均在明。女真统治者就往往借此为理由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实。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造成明与金（清）关系紧张的原因，明统治者有责任，女真统治者也有责任。尤其是后金的力量强大后更是如此。事情绝不完全像努尔哈赤所说，由于明对女真“苦害侵凌，千态莫状”，[22]金才以“七大恨”告天攻明。这里仅举一例，即可揭穿其谎言。努尔哈赤兴兵不久，明统治者派人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农民，努尔哈赤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派兵到会安堡也杀死一些明的农民，并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杀死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23]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努尔哈赤此刻的态度是相当强横的。所谓“七大恨”，说穿了，只不过是女真贵族发动战争所散布的烟幕而已。其实，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早就对明存有觊觎之心。把族名“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国名“金”改称为“清”，实际就已经公开暴露了女真贵族兴师打仗的真正意图。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族名“建州女真”为“满洲”，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建州”为明设置之卫所名称，“女真”为一种族名称；皇太极统治时期，在其统治地区内，不仅有女真人，而且还有蒙古人、汉人、朝鲜人，若仍继续使用“建州女真”一名，一则怕“女真”二字会引起汉人对历史上宋、金对峙关系的痛苦回忆，再则怕“建州”二字会引起蒙古人、朝鲜人对金、明臣属关系的联想而产生轻视心理，故在女真贵族看来，非改族名不可。另外，从积极方面讲，“满洲”，系“曼殊”、“文殊”、“满珠”之音转。“曼殊”，汉语为“妙吉祥”的意思，是当时西藏、蒙古、女真、朝鲜等族人民都很熟悉的一种尊号，改“建州女真”为“满洲”，显然可以看出，这是女真贵族为了争夺天下、加强和各族的关系从政治上来考虑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女真贵族之所以要改国名“金”为“清”，其理由如下：
　　从消极方面讲，与改族名之消极用意相同，数百年前，宋、金对立的历史，犹在汉人记忆中，改“金”为“清”，可以缓和其统治区内汉人思想上的对立情绪。另外，从积极方面讲，“金”是袭用前代称号，不合开国气象。再者，“金”国名称之由来，乃起源于古地名金源，带有偏于一隅的地方色彩，若作为一个代表全国性政权的国号而言，显然很不合适。“金”、“清”二字读音相近，改“金”为“清”，容易使其统治区内人民接受，而且“清”字含有“廓清”、“扫清”之意义，此点正好符合女真贵族兴兵灭明、统一天下的思想。[24]
　　当明与金（清）的关系发展到作为两个政权对立的阶段时，其矛盾的性质业已改变，已不再是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策当与不当的问题，而是两个对立的政权谁消灭谁的问题；不论是明，还是金（清），都各自代表少数统治者的利益，都不能代表广大人民，因此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非曲直难以用一般标准衡量，通常是：胜者为是，败者为非；胜者一切有理，败者全盘皆错。
　　金（清）为了对明作战，对其统治下的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据《朝鲜仁祖实录》卷四十一讲，当时辽阳、沈阳地区的农民，“一年所收之谷，尽入于八高山（八旗）之家，贫不能自食。”又据王氏《东华录》“天聪”卷一及《清太宗实录》卷二十八讲，知在金（清）统治下，人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仅在清崇德元年（1636年）一年里，在通往明和朝鲜的几个河口关隘上，就截住了逃亡者一千多人，其未被截获者当然还不少。
　　当女真贵族更改族名、国名的时候，在明统治区内，正是农民革命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明统治者一方面要对金（清）作战，一方面要全力镇压农民军，在军费开支上，有对金（清）作战的所谓“辽饷”、以及镇压农民军的所谓“剿饷”和“练饷”，“三饷”的加派，使劳动人民苦不堪言。一度，明与女真贵族之间曾有过暗中勾结、密谋和议之事。天启时，袁崇焕和皇太极曾有信使往来，秘密议和。崇祯时，朱由检指示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清贵族暗中接洽，进行和谈，“手诏往返者数十”，后因密谋泄露，引起朝臣议论，反杀陈新甲以掩饰。[25]
　　在金（清）统治者和农民军两面夹攻之下，明统治者深感招架困难，力不从心，处境十分狼狈。一位曾经目睹明末局势变化的学者——夏允彝在他所著《幸存录》一书中这样说：明政府兵力，每每分散以御农民军；农民战争紧急，则调边兵征剿农民军；清军紧急，又撤征剿农民军之兵以御清军。终至清军、农民军、官军三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26]
　　起初，明统治集团在面对清军和农民军两大势力威逼之下，曾对当前形势作过轻重缓急的分析，主张先专心剿灭农民军，然后再养全力以制清。兵部为此上奏皇帝，疏陈方策，说：“一曰‘灭奴’（指对付清统治者，下同），先‘灭寇’（指对付农民军，下同）。逆奴负固，义在必讨。但以寇较之，奴尚隔藩篱，寇直逼堂奥矣。奴犹疥癣之疾，寇则膏肓之祟矣。……臣以为寇非等于奴，寇祸更速于奴。为今之计，心专心剪寇，而后养全力以制奴。……”[27]如上所说，不难看出，不管明军与金（清）八骑兵之间斗争如何激烈，实际上战争并没有在满、汉整个民族之间进行，而只是在汉族统治者与在政治上被排挤的满族统治者之间进行。
　　明末农民起义，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当金（清）统治者在山海关外节节取得胜利之时，也正是山海关内农民革命如疾风暴雨迅速发展之时。金（清）对明的战争，牵制了明军一部分主力，耗损了明统治者一部分财力、物力，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军的发展；反过来，农民军在关内一次一次给明统治者沉重打击，客观上也为金（清）的发展带来了可趁之机。清入关之前，虽然没有直接和农民军发生冲突，但潜在的矛盾仍然存在；一旦两军在山海关前相遇，满洲贵族所暴露出来的狰狞面孔和残酷手段，与明统治者相比，丝毫没有甚么两样。
　　注释：
　　[1]见孟森《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五、第三十九页。
　　[2]以上所引，见《明元清系通纪》正编卷十、第二十九页，及卷十一、第四十九页。
　　[3]《辽东志》卷七，《艺文·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户科给事中吴希孟会陈边务疏》。
　　[4]《满洲实录》卷二；“抚顺、清河、宽甸、靉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5]《明史》卷九十《兵志二》谓建州右卫设于永乐十年（1412年），但“建州左卫”这个名称开始见于《明实录》则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二月壬午。猛哥帖木儿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在宣德元年（1426年），升为右都督（正一品）为宣德八年（1433年）。
　　[6]分设建州右卫在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
　　[7]以上规定，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杨宗伯奏疏》，并参看《辽东志》卷二《建置》。
　　[8]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9]《明经世文编》卷四八○，第五二八二页。
　　[10]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事在天启五年（1625年）；王化贞直到熊廷弼被杀后七年，始论罪伏诛。
　　[11]《满洲秘档》，《太宗再致明国大臣书》。
　　[12]金兵入大安口日期，见《明史》卷二十三；直迫北京广渠门日期，见屈大均著《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一。
　　[13]袁崇焕被杀，《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谓在崇祯三年四月，《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谓在崇祯三年八月。
　　[14]《满洲秘档》，《太宗谕金、汉、蒙官子弟读书》。
　　[15]《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崇德元年七月辛酉载，俘获人畜共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同书，卷三十一，崇德元年九月乙卯载，俘获人口、牲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此处所说俘获人畜数，系指崇德元年七、九两月而言。
　　[16]同上书，卷四十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
　　[17]同上书，卷六十四。
　　[18]参阅1962年第六期《历史研究》，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明清史》、《史纲要》等书之有关部分。
　　[19]《皇明经济文录》卷三十四，《蓟州编·女直考》。
　　[20]《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五二八七页。
　　[21]海东青是一种能捕天鹅的猛禽。《元史·地理志》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之下注云：“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叶子奇《草木子》卷四《杂俎篇》云：“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能得头鹅者，元朝宫里赏钞五十锭。”
　　[22]《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
　　[23]《太祖武皇帝实录》二，一十四页。
　　[24]以上说法，参看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十八章及朱希祖《后金国汗姓氏考》一文，并加以己意写成。
　　[25]事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有关袁崇焕与金国汗往来之书信，以及《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
　　[26]夏允彝《幸存录》卷之一《东夷大略》（我所见到的《幸存录》，北京图书馆藏钞本有两种，一种无卷次，一种有卷次，两种钞本个别文字有出入）：“我之兵力，每以御（一作“讨”）寇，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虏急，又撤（一作“辍”）剿寇之兵以御虏。卒之三（一作“二”，“二”指寇、虏，“三”指寇、虏、兵）患益张，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2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崇祯九年《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