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背后——有关武王伐纣的历史

　　一、战前概况
　　一般而言，武王讨伐商纣建立的周王朝，是中华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殷灭周兴，中原地区从氏族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这一时期，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角度来讲，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由于时代久远，大部分的历史都在各种光怪陆离的神话围簇之下，真相掩埋在传说之中。拨开迷雾看历史，才发现那个时代不仅盛产妖狐鬼魅，神魔怪道，而且滋养出了一批颇有雄才伟略的帝王将相，他们所创设的政治合军事理念，至今仍产生着影响。
　　周王朝历时甚长，从武伐灭殷商建立王朝（时为周武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至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二五六年）时止，共计八百六十六年。史学家按照政治沿革的不同时期，又将其划分为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代。
　　在西周开国之前，殷商王是中原的共主，其王朝统治已达六百多年，随着中原夏黎两族与殷人的日趋同化，逐渐拥有了较高水平的文化和军政实力。但自殷朝第二十二代帝王武丁死后（公元前1291年），国势日衰，至第二十八代帝王纣时期，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史载说：商之朝臣纷纷去商奔周，以及“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即说明了当时的情势。
　　周族原为夏族的一支，或可能还掺杂有氐羌族的血缘，主要分布于今山西渭河流域，至商纣末年，其势力已经抵达今山西南部及山东东部各地。周文王姬昌（曾受商纣王封为西伯）与其子武王姬发皆为雄才大略，长于权谋之人，史籍所载，文王“阴修德行善”，“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武王伐纣之后，又“封比干墓”，“表商容闾”，“散鹿台财”等等行为，均表现出一种卓越的政治权谋家的风范。文武二王尤能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识人善任，长于统御，故各方能人志士，多有归附，文王时期，即有姜尚、散宜生、辛甲等人皆委以重任；至武王时，以太公望（姜尚）为师，其弟周公旦为辅，并继续重用文王时代的僚属，于是周之势力，急速扩充。
　　相较而言，殷商之帝王纣，虽有箕子、微子、比干等贤能之臣而不用，却信任费申、恶来等人，致使内部矛盾加剧，分裂日显。帝纣聪明自负，据史料记载：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臂力过人，手格猛兽”，又言其“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可见其人刚愎自用，持才傲慢，不能协君臣之力，尽国政之事。更因为商朝统治已久，防范之心淡漠，于是纣便纵情娱乐，高筑“沙丘鹿台”，广设“酒池肉林”，赏“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再玩点炸肉烹人的戏耍，想来有无妖狐作乱，其覆灭都为必然。
　　周族自季历时代，势力渐兴，已有四向扩张之态。但观史料，似自文王姬昌，始有取殷商而代之心。史籍所载，文王一面向纣王献地输诚，麻痹其意，一面阴修德行善，以得诸侯之心。史记周本纪有述：文王处断虞芮两氏族之讼后，诸夏归西伯昌者一时达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云云。
　　文王入主中原地企图在伐纣开国之前即显露无遗，西伯昌自从在羑里当完政治犯获释之后，便紧锣密鼓的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兴兵讨伐西北犬戎（今陕西凤翔县）与密须（今甘肃灵台县），消除了后方的隐患，同时运用军事政治各种手段，或压迫或怀柔，积极向东方及南方发展。在文王逝世之前，虽未以武力对殷商王朝展开攻势，但周之势力范围，已达到江汉荆楚巴蜀之地，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见其声势浩大。
　　二、孟津观兵
　　文王大业未竟而死，他的儿子武王继续发展开拓周的王业。以太公望为师，以周公旦为辅，初年以稳固势力，招贤纳隐为主，少有扩张。伐纣之前二年（公元前1124年），武王曾经兴兵东下，聚集军队于孟津（也称盟津，为今河南孟津县）。据史料记载，当时不期而遇的有八百诸侯，皆言“纣可伐矣”，但是武王却以诸侯未知天命为辞，乃又还师。
　　孟津之会，武王已然兴兵，而各路诸侯也闻风而动，最后竟以天命之说，未曾即行举事兴讨商纣。究其原因，或因周之势力较殷商而言，尚有不足之故。从两年后的牧野之战来看，周之兵力不过四万五千人，殷商的七十万人对比，当不敢冒昧行事。然而这样兴师动众的大不敬举动，却没有引起商纣王的足够重视，亦未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周之势力进一步扩展，可谓殷自取其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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