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如何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

　　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这首颂扬“义和团”的歌谣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唱遍中国北方大地。义和团诞生在中西方矛盾最为激烈的北方地区，是从“反洋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土势力。

　　如果我们能够首先跳出给义和团“定性”的窠臼，先看它的形成原因，事情就会明朗。

　　近代中国在与西方抗衡中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次，更重要的是在制度文明方面。但是，当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中华文明的保守性也不仅表现在社会底层群体。

　　从上层来看，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冷淡态度也似乎让今人匪夷所思。从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它的译局翻译的出版物的销路极其有限。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近30年中，译局仅卖出约13000部译著。5 中国公众对西方读物的冷淡态度和明治时代日本的情况形成极大反差。在日本，仅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本书，自1866年出版后就卖出25万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文明的关注和了解程度。

　　在1895年启动初步教育改革以前，西学在中国书院的课程设置里基本上是被禁止的。

　　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西方文明的载体基督教已经在中国各处遍地开花。19世纪末，基督教的势力之大，影响之广，已经达到“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程度。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面前，许多国人不但在心理上保持着天然的优越，还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行无知的批判和诽谤。

　　即使一直被当作近代中国人介绍西学的范本—魏源的《海国图志》，也不能对西方文化做到完全客观的认识。

　　为清政府雇用多年的李提摩太甚至指责《海国图志》是破坏中西方文化之间和平相处的最主要的麻烦者，他在回忆录中说：“为了使他(总理大臣汪鸣銮)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6

　　嘉约翰(1824 ~ 1901年)是最早来中国的著名传教医生之一。1859年他在广州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他和他的医院共为70多万名中国患者诊治过，做过近五万次手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150名西医。但却时刻受到“挖肝剖腹”的指责。他的诊所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是靠了传教士的执著精神；二是因有没钱治病的，或是“病急乱投医”的人壮着胆子来试诊；三是有留美回国的中国开明人士的帮助。嘉约翰对于近代中国的最大意义在于，他设立了西医学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西医大夫。

　　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当然不只是带来了一种新的治病和生活方式，它还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命观和人生观，一种颠覆性的哲学和生活理念，它也会引起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如此强势的异质文明的冲击，惶恐和对抗弥漫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各个阶层；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外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大多以清政府的惨败赔款和增加新一层民族屈辱感而了结，这就不能不激起广大民众的“仇外自保”心理，某些教士和“洋人”在中国领土上对国人的欺凌和跋扈，又为人们提供了宣泄的契机。

　　在19世纪后半期，从上层官僚士绅到下层普通民众都对基督教积忿难平，谣言的传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说积忿多是由各阶层利益、民族尊严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冲击所引起的话，对于流言的轻信则更多地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以及社会民众整体心理的保守性。

　　到了同治年间便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7 这样的谣言传播开来。这些早年遍行于中国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也来到了北方各省，尤其在天津等地区影响甚广。曾国藩处理“津案”的报告中显示：“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8 这种偏见，本质上是一种民族自卫意识，但它强化了人们在反基督教运动中非理性的仇外心态的滋生，而使得本来具有正义性质的自卫意识变得扭曲。

　　除了思想文化和民族意识方面的冲突之外，经济方面的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早期，本来就有不少的社会底层人民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认为这支“叛乱者”是借助西方基督教的思想意识被鼓动起来的。到了后来，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西方的压力也进一步加大，他们不仅带来了真正的基督教，而且外国货物在中国内陆的城市和乡镇的市场上也开始显著增加，而到了60年代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西式工矿企业、商业以及外国资本都被大规模引进中国。同时从西方传入的铁路也直接威胁了传统的运输体系，近代化无情剥夺了许多普通人养家糊口的职业方式。

　　那几年，又赶上天灾：1898年，黄河决口，淹没了山东数百个村庄；1900年，华北地区大面积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制造了数以万计的饥民、流民。

　　正所谓天灾人祸，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对中国财富和领土的掠夺又呈愈演愈烈之势。

　　频发的教案就是在这个特殊年代里，中西对撞、冲突的直接反映。义和团民的身影就在那几年里开始出现了。

　　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的顽固派官员极端不屑与涉外官员为伍，但是，一旦发生教案纠纷，他们往往又避之不及退居幕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处理外交争端。来到事发地点处理争端的往往是有过一定涉外经历的开明派官员，他们对反洋教事件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认为“事出有因”，对国人的愤恨不无同情，但是极力反对盲目排外和焚烧逐杀的暴民行为。他们指出，这样不讲求理智，只讲求泄一时之愤的行为，不仅达不到保家卫国、自强求富的目的，反而会给外国提供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

　　《晚清洋务与教案》一书曾概括了那些开明派官员处理教案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力保和局”、“分清曲直”、“持平核办”。结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这不失为一个务实的外交策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不能做到真正的“持平核办”，因为深入到具体事件当中，国人的利益确实受到了损害，受损后的国人往往又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心态的支配下，失去理智，一哄而上，每每发生教堂被毁、教士遇害的情况。所以这就给开明派处理这样的事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民间，人们很自然地迁怒于处理教案的当事官员，连同他们“采西学”、“制洋器”和借西法自强的近代化活动也被民众斥为勾结洋人的卖国行为。在朝廷中，顽固派又借助民间舆论对开明派进行政治攻击。所以在顽固派的个人日记、奏章中，开明派官员往往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在民间野史中，这些人也是清一色的投敌卖国形象。开明派官员在处理事件前后，感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以致“每办结一案，必多集一谤”，甚至感到“侧身天地，至无所容”。无论民间平民还是官方政敌，都在声讨他们的“恶劣行径”。

　　与此同时，朝廷中的顽固派希望借助义和团“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然后继续做闭关锁国的“天朝”美梦，以痛恨西洋、批评洋务著称的大学士徐桐见之喜不自禁曰：“中国自此强矣。”

　　由于民教冲突日益增多，1896年，迫于内外压力，总理衙门拟定了教案处分章程。1897年，山东巨野教案发生时，庆亲王奕劻依据章程与德国公使海靖进行了艰难的交涉。

　　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被杀，公使窦纳乐会见总理衙门大臣，要求迅速“采取行动”，他在给英国首相的信函中称：“我会见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并且用最严重的警告词句同他们谈话。”9

　　清廷在上谕中指示各省办理教案，应遵照“化大为小，化有为无”的原则，地方官不应“误听谣言”，避免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各国公使对清政府的上述态度还是不满。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同时照会总理衙门，认为上谕的措辞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对义和团和大刀会这样的结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对义和拳和大刀会进行全面镇压和取缔”。10

　　清政府在国内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它并不愿立即采用激烈手段。朝廷上谕发出后，山东、直隶的地方官开始贯彻，发布禁止义和团告示，劝谕义和团解散。但义和团发展的势头并没有被阻遏住，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国驻华公使，再次前往总理衙门施加压力。三天后，五国公使威胁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必要手段”。

　　6月5日，庆亲王奕劻和英国公使窦纳乐又举行了一次会晤，窦纳乐记下了会议情况：

　　庆亲王在谈到义和拳的时候所用的毫无希望和无能为力的语气，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所以我回到使馆之后，便致电舰队司令，询问他是否能够再拨给七十五名士兵。

　　我的会晤的另一结果，就是使我确信长期以来我所怀疑的事情：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同时我感到，他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11

　　5月中旬以后，以端王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势力，召引义和团入京，包围使馆、教堂，烧杀事件时有发生，京城秩序大乱。就连光绪的处境也处于危险中，载漪为了他的政治目的，在义和团民中煽动“杀一龙(光绪帝)”的活动，6月25日，载漪、载勋一伙带领60余名义和团民闯到光绪帝临时居住的宁寿宫门，他们口称寻找“二毛子”，“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欲对光绪帝下毒手，甚至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12 最后慈禧太后亲自干涉，此事件才得以平息。

　　5月15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衫彬在永定门外遇害，北京城里很多人立即预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都人闻信，咸栗栗戒惧，知有危祸。各使馆外人，尤大哗愤，群起向总署诘责，问我政府究竟有无保护外人能力？当局支吾应付。”13

　　三天之后，英国公使窦纳乐致函给清政府，告诫如果事情事态持续下去会带来无法预想的后果：“我要再一次请贵国皇帝和大臣注意，六个月来，我不断在口头和书面提醒贵国政府，说你们如果不采取适当办法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将引起极大的危险，而你们对我的劝告一向回答说‘这是过分的忧虑，夸大了危险性，中国政府正在办理有益于和平的一切事情。”

　　杉衫彬被杀之后，团民又扬言要焚烧各国使馆，朝廷内部一部分开明官员作出反应，劝告各国公使暂时回国，慈禧太后在权衡利害之后颁布谕旨，著派兵护送使馆人员赴天津。各国公使遂赴总理衙门辞行，但在德国公使行至总布胡同时，却被一兵士击毙。于是各国公使怒不可遇，认为清政府无保护诚意，行亦死，居亦死，随即各公使电告政府设法派兵保护，“卒动列强之公愤，招八国之联军。”15

　　在民间，甚至有许多无辜百姓被团民指为二毛子而惨遭杀害。5月28日，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

　　从6月中旬开始，义和团不分昼夜陆续结队入京。6月16日，慈禧太后曾发布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但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至20日宣战前夕义和团民已“不下数万”。16 在此之前，清政府并不是无力处理，而是在朝廷上“主抚”政策占了优势，这一政策助长了极端排外行动，由于有了朝廷内顽固派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慈禧太后的上谕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可是，在清廷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顽固派的控制，持异议的开明派大臣包括庆亲王奕劻在内多不敢言。

　　在6月20日上午时，御前会议上，军机大臣启秀把章京连文冲草拟多日的宣战上谕底稿“由靴里呈出”，慈禧太后“览后，慈颜甚善”。17 她慷慨激昂地说：“今日衅自彼开，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又说：“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并“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第二天，以内阁明谕形式正式发表。

　　宣战后，局势已成骑虎难下之状。

　　当时，朝臣中有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五人挺身而出，与顽固派唇枪舌剑，提出他们解决时局的方案。朝廷最后的决议，不但没有采纳他们的方案，还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将他们五人处决。

　　五大臣中以袁昶、许景澄的言行最为突出有力，他们主张先强行解散、肃清义和团，不为列强制造出兵的口实，并草制《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折中言：“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

　　许景澄时任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曾奉光绪帝诏出使日本，以丁父忧未行。后出任为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又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在俄国对中国帕米尔地区领土进行侵略事件中，他据理力争，维护主权不遗余力，表现出恪尽职守的风格。袁昶、许景澄参加了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在极端保守集团高倡借用义和团力量剿灭洋人，迅速对外宣战的情况下，二人不畏权势，抗言直陈，又多方奔走游说，以期力挽狂澜。在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18 袁昶看建言不见用，退朝后又找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荣禄等进言，结果是奕劻“神色沮丧”，“荣叱之”，而“端甚怒”。

　　义和团在京城内已呈失控之势，义和团自被端王、刚毅之流招入北京后，已经完全被保守大臣控制和利用。

　　袁昶、许景澄二人在上《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后，又进呈第二疏，专门申说保护公使的必要性：“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国际法此时已传入中国60年，他们在这里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接着，二人又紧急上了第三疏，痛诋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先治以重典”，“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19 光绪帝甚至手携许景澄衣，恳切他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可见光绪帝也看到了围攻使馆将带来的无穷危害。许景澄回答道：“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首肯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20

　　顽固派把持的朝廷已决心与列强一战。

　　袁、许二人终招致杀身之祸，王彦威在《庚子西巡大事记》中不无惋惜地感慨道：“被害纯为政见之不同。”

　　袁、许被逮逋后，荣禄曾约同僚王文韶在朝廷上力争，但未能奏效，端王载漪甚至又参奏王文韶为卖国贼，幸而在慈禧太后极为倚重的荣禄的保奏下才得以免究。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被斩弃于市。

　　徐用仪(译署前辈，娴习政事)在得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后，预感大事不妙，慨叹说“祸始此矣”。见袁昶、许景澄被害，他终日愤愤不平。联元则在庚子事起后，跟顽固派争论于朝廷之上，认为虽然“民气可用”，但“匪气不可用”。极力主张义和团不可信，使臣不可杀。并且说道：“按国际公法凡杀驻京使臣，敌国必以兵报复，若战而胜当屠城。此事万不可行。”21

　　立山本来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大臣，被载漪等人所嫉恨。载漪力主拳民可用，慈禧太后首先咨询身旁的立山，立山回答：“拳民的法术不足为靠。”进而说明了自己一贯的主张—“主和”而非“主战”。载漪大怒，指责立山：“拳民用的是爱国之心，何必用法术，立山必与外人通！”因为立山的府邸紧挨教堂，于是载漪传播谣言，声称立山藏匿有外国人。就这样，立山虽然在政治上追随慈禧太后，但还是不免被杀。据说被囚禁时，太后曾使人私底下照料，但是仍不免一死。

　　这一事件说明在慈禧太后的“后党”中也是鱼龙混杂。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在她的“党羽”中间不仅有载漪之流的顽固派，也有一些开明的政治改革缓行派，主张渐进式的社会改革。有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地方督抚，荣禄、立山这样的朝中大臣。

　　五大臣的被杀，是清政府统治者内部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结果，也可以看到此时义和团在京城已被顽固派挟持利用，已经堕落为他们手中的权力角逐工具，且有失控的迹象。

　　经过戊戌政变，激进的政治改革人物康梁等被逐出权力核心，朝中是顽固派一手遮天的局面，开明派中的渐进分子也受到排挤，即使慈禧太后有意庇护也不能免于遭到迫害。但辛丑条约后，清廷很快颁诏昭雪五人，给予旌表，史称“五忠”。

　　列强增援部队于7月末到达大沽，但是由于互相猜忌和意见分歧，一直拖延到8月4日才向北京进发。这支联军有8000名日本人，4800名俄国人，3000名英国人，2100名美国人，800名法国人，58名奥地利人和53名意大利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拳民和清政府军，并于8月14日到达北京，解救了被围困的各国公使馆。

　　在随后的议和中，联军的谈判者内部很难磋商出一致的条件来。德国要求予以严厉惩治，德皇甚至扬言要踏平北京。他的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再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22

　　但是就在1900年8月13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之日，也就是京津民众尸横遍野、北京城沦陷一个月之后，南京、苏杭等地却在盛传义和团大胜、洋人大败的喜讯，一位宁波士绅自绘战胜图分赠亲友，一县城官吏伪造圣旨宣布战胜洋人：“洋兵跪求投降，刚毅大学士还不允许”，沉醉其中的人们奔走相告。

　　顽固派挟制、蒙骗义和团民，并不是真正为了江山社稷而战，更与民族大义南辕北辙只是为了皇位和权力而战，因为端王载漪的儿子在此前已经被慈禧太后确立为“大阿哥”，即光绪皇帝的直接继承人。光绪皇帝的革新姿态和现实处境赢得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同情，有不少人还对其有朝一日能够主政寄予希望，中国国内许多开明人士也不希望光绪皇帝被载漪之子所取代，所以朝中许多大臣和西方国家公使对“大阿哥”的地位不予承认。

　　被顽固派鼓动到战场上的义和团民遭到的是被侵略者残忍屠杀的命运。抗击八国联军的主力是几支近年来训练而成的西式装备部队。罗荣光指挥守军守卫大沽炮台，激战六个小时。然后是天津保卫战，依靠的主要是聂士成和马玉昆的部队。义和团虽然也参战，但往往“官军在前”，“团民相随”；义和团单独执行的任务更是“每战必败”。23 李秉衡率“勤王师”是一支配备了洋枪的旧式军队，他们自北京东部迎战联军，请三千义和团助战，却一战即溃。在战事中，义和团甚至赤手空拳，或持引魂幡、混天旗进入炮火连天的阵地中，无异于驱民于死地。战死者可歌可泣，逃亡者也可谅解，但是过度夸大义和团的战绩，与迷信“神力”的顽固官员宣扬义和团如何神灵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靠“刀枪不入”WZ起来的团民们，怎么能经得起近代化武器的屠杀？

　　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府，训练出一支强有力的国家军队，才是抵抗侵略最有力的武器。而庚子一战，显示出当时的中央政府已经陷入到重重危机之中，而有限的近代化军事建设成绩也几乎消耗殆尽。

　　西方观察家肯定了当时政府军的抵抗成效：“在这场战争中，绝大多数军事指挥者作战勇敢，舍生忘死，而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这种现象则较为突出。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中国人在大沽，特别是天津的炮兵是杰出的。他们射击准确，阵地选择恰当，转移做得好；还击的炮火常常证明比联军技术高超。攻克天津城区的联军大多数的伤亡是炮火所致。中国的炮手是受外国人训练的，而他们对所上的课学得很好。有时，中国军队很会利用地形；他们广泛地准备了阵地工事，地势还选择得好；在战斗中，他们所表现出他们是掩蔽与掩藏的好手。直到被敌人挫败，都证明他们有顽强抵抗的能力。”

　　同治时期，由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重臣发起的在实业、军工等领域学西方的运动，虽然缔造了“中兴”气象，但因为甲午年与日本的战争惨败而陷入低谷。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在文化教育制度及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学西方的维新运动，也因为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宣告失败。再之后，是顽固派的大复辟，由官僚队伍中最保守落后的王族代表载渏、“清议派”代表刚毅、军队中的盲目强硬派赵书翘等，各怀不同的目的，用最愚昧的方式向西方列强、用最残酷的方式向朝中政敌发难，其结果必然是将国家引向灾难的边缘。

　　戊戌政变后，奕劻、荣禄和裕禄等人进入到权力的核心，他们虽然与康梁维新派相比算是缓和的官僚，但并不属于顽固保守分子，同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失势，张之洞应该是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的人，但是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自保心理让他暂时退却，并且一直任湖广总督，坐镇湖北，此时还没有进入清政府的权力最核心。袁世凯比张之洞更加懂得权力艺术也更加务实，但是此时，他还没有政治发言权。更重要的是因为张之洞和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已经表露出维新的姿态，并同维新派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接触。所以在顽固派把持权力舞台的情况下，这两位颇具开拓意识的大臣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政治表现机会，但是机会已经不远了。

　　时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开明派提出要通过变革来拯救民族；然而，顽固派则主张消灭洋人，他们主张搞强硬政策，慈禧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26这帮顽固派无所依靠，手中只有旧式军队以及坐而论道的高谈阔论，对西方茫然无知，也不愿放下姿态了解西方，同时害怕开明官僚的排挤，最终形成“劣币驱优币”的政治态势。他们盯上了已在民间形成一定气候的“义和团”势力。

　　当时中国对外屡战屡败权威受损，而赔款又转嫁到内部，形成苛政剥民的状况，义和团的出现颇有号召力。

　　“义和团意识”是一柄双刃剑，其历史意义是非常复杂的。

　　对于为何义和团运动在当时和后代都受到争议，美国学者柯文在他著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这样分析：“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因其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而受到仇视，又因其掌握聚集财富和增强国力的秘密而受到推崇，这样一来，同时攻击西方侵略行径及其近代化秘密的义和团，有时大受称赞，有时则遭到痛斥。”

　　雷颐则在《百年义和团》一文中则认为后人对这一事件的反省和细考还远远不够：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义和团最初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来顽固派觉得义和团可以为我所用，先剿后抚，于是义和团也就将自己的口号改成“扶清灭洋”了。如此一来，义和团在运动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同时也说明这类群众运动很难具有自己坚定的政治意识。

　　陈独秀后来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则认为：“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27

　　李时岳在他的《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的评述无疑也是中肯的：

　　平心而论，反洋教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又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但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群众反侵略、反欺凌的热情被封建顽固势力引向不分青红皂白、盲目排斥一切外人和外来事物，引向焚烧逐杀的非理性行动。传教士中固然不乏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也有洁身自好者。有的人到中国是为了谋求衣食，寻找出路，有的人确实怀着传播“基督福音”的宗教热忱，还有的人对中国人民是抱着善意的同情，乃至赞助中国的革新事业。传教士的非宗教活动，如办医院、办学堂、办慈善事业，更不能统统看成文化侵略。至于教民，绝大多数属于祈求上帝赐福和死后升入天堂的善男信女。盲目排外、一概逐杀是不对的。数十年的斗争，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没能阻止基督教的传播(宗教信仰问题是不能用暴力解决的)，也没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甚至成为“借法自强”运动的一个阻力，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借口，事出有因但不足取法。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群众的偏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责，但也不宜歌颂。

　　总的来看，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意志；但同时，它又具有盲目排外、笼统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排斥近代生产方式、排斥科学技术的愚昧思想，具有明显的落后性。

　　在庚子事变之后，由于大多数中国士绅官僚在强大的外部危机和西方各国示范作用的压力下，已经认识到“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态度无法应对现实危机。继续坚持1900年以前那种、以倭仁为代表的极端保守政治立场的人已较为罕见，而且他们也很少在“新人云集”的报刊上去发表被人们视为“不合潮流”的观点。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僵硬思想和政治结构开始出现松动，在体制内逐渐形成了推动宪政化改革的力量。特别是在庚子事件之后的“新政”时期，维新成为官方承认并引领的运动，一改“新法遏制时期”顽固派在朝中大权独揽的局面，“人人欲避顽固之名”，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上下呼应的体制内改革力量。这是此后政治改革得以开启的关键因素。庚子年之役带来了巨大的民族劫难，也导致政局发生重大改变。一方面，一大批极端守旧的王公、亲贵、官僚被杀被幽，顽固势力自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通达实务的南方地方大员在中国北部陷入民族战争兵燹之时，陈兵自保，展示了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和处理事变的自主性。当尘埃落定，“圣驾回銮”，开明派人物重新进入帝国中枢已成大势所趋。

　　此后十年时间，体制内的最高当权派的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已经完全不是反对与赞成社会改革的分野，而主要是改革激进派与缓行派之别。从1901年“新政”开始后，单纯的洋务经济改革方式被否定，宪政化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体制内改革思想的主流。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