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侣地主

　　金、宋统治地区，原来都有大批的僧侣地主。僧道的上层，占有田地出租或役使下级僧道耕作。元朝统治时期，僧侣地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以吐著萨迦派的佛教领袖世代为帝师，总领全国的佛教。喇嘛僧人，即所谓“番僧”因而获有种种特权。江南地区，南宋时禅宗的临济宗在江浙一带盛行。元朝灭宋后，一二八○年，余杭径山临济宗禅师云峰妙高曾来大都，为禅宗争得继续传教的权利。天台、华严、律宗等宗派在南方各地也还有流传。忽必烈以僧人杨琏真伽（一说吐著人，一说西夏人）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占有田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二万三千户，仗势勒索金银珠宝。各级僧官也都占有不等的地产，隐庇平民，不输租赋。一些僧官甚至凌驾官府，受理民讼，多方勒索，形成特殊的势力。
　　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也都占有大量的田产。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等处直接占有的水陆地和分布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的田产，共达十万顷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山林、河泊、陂塘。大承天护圣寺，在文宗时一次赐田即达十六万顷。顺帝时又赐十六万顷。一般寺院也都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地。大德《昌国州图志》记全州共有田土二千九百余顷，其中一千余顷为佛寺道观所占有。江浙行省寺院林立，占有田地数不可知，行省所管寺院佃户即有五十万余户。各地寺院还占据山林为寺产。许有壬《乾明寺记》说：“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寺院田土山林，虽然属于寺户，不为私人所有，但实际上为各级僧官所支配。大寺院的僧官即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寺院所占的大量田产，除来自皇室赏赐和扩占民田外，也还来自汉人地主的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元代寺院道观可免除差发赋税，因而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有的富户使子弟一人出家为僧，便可将全家田产托名某僧所有，不再纳税。有的地主将田地舍入寺院，再向寺院承佃，这样，便可不再向官府交税和不再负担差役。也还有一些地主，名义上布施家产入寺为僧，但仍与妻妾同处，占田出租，与不出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此便可逃脱赋役和官府的一切烦扰。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宣政院奏报全国僧尼多至二十一万三千多人。实际上还要超过此数。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托名佛教，强占民田二万顷，纠集徒众十万人，蓄发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个托名佛教的地主集团。
　　道教在元代也具有很大的势力，据说男女道徒有三十万人。道教的信徒主要是汉人。江南道教以龙虎山张天师为首，世代相承。据说张天师“纵情姬妾，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轹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北方道教原有全真、真大、太一诸教派，而以全真为最盛。全真道创始于金代，原来即是一些拒不仕金、逃避现实的汉人地主的结集。由于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请，全真道最先获得特有的优遇，一度大有发展。元初全真道虽然受到佛教的排挤打击，但元成宗时又给予优容。道士（先生）得与佛徒一样可免除赋税差役，但又可合法地蓄发营田，与妻子同居，纵情享乐。元初名儒，如王鹗、姚枢、王磐、窦默等也都与道徒往还。道土地主成为汉人地主中的特殊的阶层。
　　元代社会中的景教徒（也里可温）和伊斯兰教士（答失蛮），主要是色目人，也同和尚、道士一样地受到免除赋役的优遇。元初曾有过也里可温、答失蛮，僧、道“种田入租，贸易输税”的诏敕。（《元史·世祖纪》）可见景教、伊斯兰教也有人占田业农，但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以经商作为主要职业。一些贵族教徒入仕元朝，成为各级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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