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伽墓看粟特人的汉化

摘要：西安北周安伽墓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一座风格迥异于北周时期其它墓葬的来华粟特人墓葬。墓葬形制与其它大墓基本相同，甬道及墓室用砖砌成。不见陶俑等日常随葬品，墓主人骨架零散地摆放于甬道之中，而墓室内摆放一具贴金浅浮雕彩绘围屏石榻，12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生动地再现了墓主人生前奢侈、安逸的生活。它是首次在西安北郊发现北周时期的墓葬，也是目前已发掘的唯一一座墓主人生前担任萨保这一特殊官职的粟特人墓葬。它的发掘为我们研究来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从这座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粟特人汉化的信息。

关键词：安伽墓 粟特人 汉化

引言粟特人被认为是古代中亚历史上最活跃、最神秘的民族。他们源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历史渊源非常悠久。这一地区位于古代印度、伊朗、中国和希腊、罗马等中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又处于丝绸之路的中枢，因而对于古代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传播，粟特人不但是见证者，而且是承担者。但是，历史上粟特人在本土几乎没有建立过一个独立的强大国家，始终处于外族的统治下。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粟特人不断地向外迁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到了中国。据史书记载，粟特人来华始于汉魏，从那时起粟特人就开始与中原地区进行民间或官方的交往。这些来华的粟特人不仅从事商贸活动，有些甚至还在中国定居了下来。在这一过程中，来华的粟特人虽然也将自己民族创造的独特文化带到了中国，使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粟特人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并最终彻底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因此，这一过程对粟特人来说是他们逐渐汉化的过程。近些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的考古遗址就是西安北周安伽墓。

安伽墓位于西安市北郊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西北约300米处。2000年5月至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发掘。根据出土遗物及人骨分析鉴定，可以确定墓主人为安伽，是粟特人，生前曾任北周政权的“同州(今陕西大荔)萨保、大都督”。墓葬发现时没有被盗，且基本上保存完好，这就为我们研究北周时期在华粟特人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本文则着重探讨安伽墓所反映的粟特人的汉化因素。

对于安伽墓所反映的北周时期来华粟特人汉化因素的探讨，我们可以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以及石刻图案三方面来研究。

一、墓葬形制关于粟特人的葬俗，《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蕃记》说：“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人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引文中所说的是康国的葬俗，自南北朝以后，粟特地区以“昭武九姓”诸国的名称频繁出现在各种史籍中，康国即是昭武九姓诸国之一。因此，粟特人的葬俗从对康国记载中可见一斑。另外，据《新唐书·波斯传》记载，“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祀祆”。那么，粟特人弃尸饲狗收骨埋殡之俗，应当是受波斯祆教的影响。祆教，即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徳教。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徳创建。因为该教拜火，以火光代表至善之神，故又称为拜火教。同时，该教还拜日月星辰，故又名祆教。祆教认为，火是神的儿子，火的清净、活力、光辉象征着神的绝对和至善。因此，火是人们所见的正义之眼，对火的礼赞也是教徒的首要任务。祆教视水、火、土为神圣，故葬礼只能实行天葬或鸟葬[①]。这一葬俗，以中原传统文化眼光来看，则是不可思议的，祆教认为尸体之不洁与中原传统文化对尸体的尊重在观念上恰恰相反。值得注意的是，粟特人虽然“无棺椁”，但仍有“收骸骨埋葬”的葬具。这是一种特殊的容器，即所谓“盛骨瓮”[②]。王室用金瓮：“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③]。民间则用陶制骨瓮，中亚地区常有发现。由此我们可知，在粟特本土由于祆教的影响，盛行天葬，然后用火烧余骨，最后再收余骸置于瓮中。

安伽墓采用竖穴土坑的墓葬形制，坐北朝南，全长35米，方向180°，由斜坡墓道、天井、过洞、砖封门、石门、甬道及墓室等几部分构成。天井两侧及过洞、甬道口上方绘有壁画。另外，甬道、墓室顶、壁及砖封门等多处有明显烟熏痕迹，说明甬道内曾遭火焚。墓主人的骨架凌乱地摆放于甬道，但基本完整，估计应为二次葬。部分骨头表面局部为黑色，可能是火烧烟熏的痕迹。

安伽墓的形制与已经发掘的北周大墓，如北周武帝孝陵、尉迟运与贺拔氏夫妇合葬墓、宇文俭墓等形制基本相同，都为斜坡墓道、5个天井、穹隆顶单室墓，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④]。天井两侧及过洞、甬道口上方绘制的壁画从内容上看，与北周时期的风格基本一致，题材比较单调，基本只有人物和花卉图案，人物以武士为主，形象极为呆板，几乎都是拄剑武士，以写实手法为主。

由以上材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安伽墓的形制与粟特本土的葬俗的差异与联系。

差异：一、采用竖穴土坑式墓进行土葬；

二、无盛骨瓮，尸骨随意摆放于甬道；

联系：一、二次葬；

二、甬道中曾遇火焚。

差异即是墓主人汉化的表现，联系则又说明墓主人仍保留有粟特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在粟特本土，由于祆教的影响认为尸体不洁，故天葬后，收骸骨埋葬。然而，我们看到的安伽墓却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墓葬形制——竖穴土坑墓，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墓室一应俱全，就连壁画的绘制手法、风格都与当时北周的风格一致，墓主人的骨骸也不再装入盛骨瓮中，而是随意地摆放于甬道之中，这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来华粟特人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土葬风俗。虽然如此，从中仍可以看到其原有天葬习俗的遗存。墓主人的尸骨凌乱不堪，有的骨殖局部有明显的火烧烟熏的痕迹，说明在埋葬时，墓主人的尸体已变成骨殖了，显然说明是二次葬的结果。另外甬道内有火焚的痕迹和骨骸上火烧烟熏的痕迹也说明当时可能当时可能在甬道内焚烧尸骨活动或与举行与火有关的祭祀活动。这显然是粟特人之旧俗。

二、出土遗物安伽墓虽然规模较大，也未遭盗掘，但随葬品数量较少，一般北周大型墓葬中常见的陶俑、陶明器及小铜器、玉器等均不见，除了有雕刻精美的石门及围屏石榻外，仅有一盒墓志和一副铜带具陪葬。北周时期崇尚薄葬，就整体随葬品而言，安伽墓基本上是按照北周时期丧葬节俭的原则下葬的，这也可以看作是其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石门：安伽墓石门石刻以写实为主，形象地表现了祆教祭祀场面。石门由门额、门楣、竖框、门扉、门限及门砧等部分组成。其中门额、门楣及门框刻有图案。门扉有凸起的乳钉，上下各两排，每排5枚。门砧上各有一蹲狮，均张口露齿，颈刻卷毛。门额呈半圆形，高0.66米，宽1.28米，正面装饰有减地浅浮雕贴金彩绘图案。图案内容为祆教祭祀场面。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火坛左右上方分别刻对称的伎乐飞天，飞天下方各有一人身鹰足的祭祀，双手持神杖伸向供案，案为三足，上置瓶、叵罗、盘等器皿，左右侧下角各有一人面熏炉而跪。画面阴刻部分涂红彩。整个画面宗教色彩浓厚，火坛占据中心位置，整个祭祀活动以它为中心展开，足以反映出墓主人对火的顶礼膜拜。门楣长132厘米、高16厘米、厚12厘米，中部线刻兽头，两侧线刻缠枝葡萄并以贴金连弧纹作兽须。左右门框高136厘米、宽14厘米、厚12厘米，线刻缠枝葡萄并饰贴金连弧纹。

从这些石刻中我们可以看到，来华的粟特人运用石刻工艺将他们的祆教信仰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说明，墓主人虽然采用了汉化的墓葬形制，但是在宗教信仰上仍保持其独立性，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小。

围屏石榻：围屏石榻面南摆放于墓室中部偏北。青石质，东西长2.28米，南北宽1.03米，通高1.17米，由11块石板构成，其中石屏风3块、榻板1块、榻腿7个。石屏内有贴金浅浮雕图案12幅，围屏图案采用中国传统的浅浮雕、线刻、彩绘、贴金等技法，以写实为主，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社会经历，包括出行、宴饮、狩猎、娱乐等场面。榻板正前方及左右两侧减地刻绘动物头像图案33幅，其中主要有狮、鹰、牛、猪、龙、鸡、象、马、犀牛等。榻腿7条，均刻有基本相似的图案11幅，皆兽头人身，毛发耸立，圆睁双眼，张口露獠牙，一足着地，作承托石榻状。

这种石榻可能是定居中土的粟特贵族墓中的一种特殊葬品。在我国汉代就已经出现榻，有的榻三面还配有屏风，但基本是供单人或双人坐的，类似安伽墓出土的这种可供多人坐的围屏石榻出现并流行的那个时代可能是南北朝时期[⑤]。对比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与安伽墓大致相当的粟特人的墓葬，我们可以看到，北周康业墓也随葬有围屏石榻，北周史君墓和与安伽墓相隔13年的隋代虞弘墓却使用刻有祆教图案的石椁作为葬具。而且这种石榻目前只见于粟特贵族墓中，而汉人墓中不见。对比为围屏石榻作为随葬品与石椁作为葬具，我们认为这可能与粟特人的中土化程度有关，前者的葬式保留了较多的祆教成分，后者图案外几乎接近于汉人的墓葬。这就说明，进入中国境内的粟特人，其随葬品或葬具可能经历盛骨翁——围屏石榻——石椁的变化过程，最后就可能与汉人墓葬别无二致了。这种变化过程也反映了他们的汉化过程。

墓志：甬道中部摆放墓志一盒，由志盖及志石组成，青石质。墓志的位置出土时基本保持了下葬时的原貌。志盖覆盖于志石上因甬道中部地面鼓起，出现位移，滑向东侧，面北而读。志盖箓顶正方形，边长47厘米、厚7.5厘米，四刹平素无纹饰，盖顶以阴线分为3行12格，每格內减地篆刻阴文字1个，自右向左竖读为“大周同州萨保安君之墓志记”。志石与盖大小相同，厚7.5厘米，四边亦无纹饰，石面刻细线棋格18行，满行19字，共计303字，志文楷书。

墓志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传统葬俗，其主要目的在于表识，而兼有对亡者的颂扬功能。通常是用正方形两石相合，一方刻志，题亡者之姓名爵里，另一方刻铭，对亡者生前“德行”进行称颂表扬，志文类传，铭文似诗。我们可以看到安伽墓的墓志与汉人无异。墓葬中墓志的广泛采用这一现象，在中亚粟特本土并未发现，这自然是粟特人入华后受到汉地文化影响的结果，因而也是入华粟特人汉化现象的具体表现之一[⑥]。

从志文记载中了解到，墓主人姓安，“讳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今甘肃武威)人”。他生前“遂除同州萨保”、“俄除大都督”。萨保一职，北齐称“萨甫”，隋称“萨保”，唐称“萨宝”。虽然各个时期称谓有所差异，但其职能大体应该相同，即由中央政府任命，管理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胡商及定居中国的各种外来人员，另外还可能管理祭祀等宗教活动。其父安突建曾任“冠军将军”、“眉州(今四川眉县)刺史”。安伽墓采用这种汉人常用的墓葬形制，应该与安伽父子两代在北朝任职，接受中国文化有关。加之其母为“杜氏，昌松县君”，从姓氏上来看应该是汉人，粟特人与汉人通婚更加剧了其中土化的进程。

在中国古代一般人除名外，还有字，特别是在一些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中更为流行。旧说上古婴儿出生三月由父亲命名，男子二十岁成人举行冠礼(结发加冠)时取字。名和字通常有意义上的联系，例如屈原，名平，字原；诸葛亮，名亮，字孔明；李白，名白，字太白等。由墓志可知，墓主人名伽，字大伽，显然符合中国古人的取字原则。在中亚粟特人的故土，人们既有名又有字这一现象至今未发现，因而入华粟特人姓名中的名、字共有现象必然源于汉族人的习俗影响[⑦]。

铜带具：安伽墓甬道中出土鎏金铜带具一副，青铜质，锈蚀严重，由带扣、扣眼片、带銙和鉈尾等组成。墓中除出土一副实用铜带具外，石刻图案中出现的男性腰部基本都系有与此相似的带具，且不分身份，可见在北周时期，带具是胡装男性常见的用品。也有可能是祆教徒日常装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石刻图案分析安伽墓中出土的石刻包括石门及围屏石榻两部分，石刻图案由人物、动物、神祗、植物、建筑、家具、乐器及日常用具等组成。这些图案除了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经历和祆教祭祀活动外，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墓主人汉化的信息。最明显的就是石刻图案中出现的中式建筑。共计：

亭，1例，位于正面屏风第3幅，为一高台木构建筑；

凉亭，1例，位于正面屏风第6幅，为一较简单的木构建筑；

回廊，1例，位于正面屏风第3幅。

亭为中国传统的建筑，凉亭虽较简易，但其结构仍为中国式样，而粟特民族传统的居所应为圆形或方形帐篷，这在石刻图案中也有表现。这些传统中式建筑的出现，表明墓主人已逐渐接受中原汉人的生活方式，融入汉民族的大家庭中。

结语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安伽墓所代表的北周入华粟特人的葬俗，既采用了汉人的墓葬形制，用汉族官员常用的石门、陪葬壁画、墓志等，又尊崇了祆教徒固有的对遗体进行处理、将剩余之骨埋殡的二次葬习俗，应当代表了一中中土化了的信仰祆教的粟特贵族的独特葬俗。这说明，进入中国境内的粟特人，其墓葬形制最先汉化，与汉人墓葬基本没什么区别，而具体的葬式、葬具以及对尸体的处理方法则汉化的相对较慢一些。从更深层次来考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入华的粟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物质文化，例如，建筑形式、竖穴土坑墓室等，进而逐渐接受了中国的民俗习惯，如，取字现象、随葬墓志铭、与汉人通婚等，最后是宗教信仰上的变化。由于粟特人受祆教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其在宗教信仰上的汉化就比较慢。

从以上诸多粟特人的汉化现象中，可以看出北周时期的粟特人汉化的具体过程，把握到其阶段性特征。但随着入华粟特人汉化程度的加深，粟特人所具有的异域特色也逐渐消失，作为异域民族的粟特人也就随着民族融合的大潮湮没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注释：

①冉万里：《汉唐考古学讲稿》，三秦出版社，2008年。

②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③《隋书·石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⑥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⑦陈海涛、刘惠琴：《来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商务印书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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