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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趣闻

“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王符眼中的汉末交际之风

繁体中文】  作者:佚名   发布:2006年05月13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汉末的世风,特别是交际之风的盛行引起了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的焦虑,王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大约生活于东汉和、安至桓、灵之间。这正是汉代历史上政治黑暗、人欲横流、社会诚信丧失殆尽的时代。王符坚守自己“耿介不同于俗”的个性,终身不仕,以一个思想家的眼光冷静地审视社会,并以一个隐居者的口吻写下不朽名著《潜夫论》,表达了他对东汉中后期政治与社会弊端的无情批判。《潜夫论》讥评时政,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与其他许多思想家一样,王符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交际之风尤为关注,在《潜夫论》中独辟《交际》(下引此篇文字,不再注明)一篇,予以评论。“富贵未必可重,贫贱未必可轻”的交际观即出于此篇。
    交际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天然的社会属性之一。但在汉末,交际的内容与性质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向富贵权势倾斜,人际交往充满了欲望色彩。
    其一,交于富者。道理很简单,富人有钱,与富人交往可以有“货财之益”,至少不会像与穷人交往那样“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与富人交往还有更多的好处,即可以借助富人的钱财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位富翁名王仲,看中了家贫而有志于学术的公沙穆,对他说:“‘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之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公沙穆拒绝“以货求位”固然显示了他的人品高尚,但也说明以金钱而取官位显然是当时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更有甚者,与富人的交往还是获得社会保护的重要手段。《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陈留有两家富人高氏和蔡氏,同郡之人皆“畏而事之”,但与他们为邻的夏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这样看来,汉代的富人享有独立的社会权威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其二,交于贵者。权贵是传统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与分配者,因而,与权贵交际,可以获得更为直接的好处。王符称这种交际有“称举之用”。“称举”,大意是举荐、称赞,是汉代任用官吏的一种方式。而在交际之风盛行的影响下,“称举”也变成了权贵们相互请托的手段。《后汉书•史弼列传》记载,史弼任河东太守时,诏书举孝廉,由于权贵请托太多,史弼不得不“断绝书属”,即在选举期间断绝与别人的通信联系。采取这样过激的手段说明,像史弼这样的人终究还是个别的,更多的所谓“人才”,是权贵们相互“称举”出来的。这种“称举”的背后自然是密切的人际交往。
    在这样一种观念和社会现实的引导下,汉末的交际之风形态各异,愈演愈烈。年少之人“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日知录•两汉风俗》)。《后汉书•王符列传》说:“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进升。”“世务游宦”,是指通过交游、交际而获得官职,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王符不谙此道,自然也就与仕宦无缘。豪强凭借财富和社会势力既成为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对象,也是活跃在交际场上的主体。他们通过交际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政治保护和政治晋升。史书说这些人“好请托”(《后汉书•蔡邕列传》),正是他们看到了交际与请托是何等的重要。而即便是当途官僚,为了向更高职务的升迁,为了个人或家族利益,也无不施展自己的交际“才华”,争相结交富贵之人。可见,不懂交际之术,在汉末官场上就难有立足之地。
    于是,一种可悲的交际观念诞生了。《交际》说:“急于目前,见赴有益则先至,顾无用则后背。是以欲速之徒,竞推上而不暇接下,争逐前而不遑卹后。”就连皇帝也跟下面人说要“善事上官。”(《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这些观念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人则前,不用人则后,只一心巴结权势而无心体恤下情。王符还举例说,韩安国送贵戚田蚡“五百金”,却不能救济一个穷人;翟方进举荐外戚淳于长,却不能荐举“一士”,这两个在西汉被称为忠良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汉末这样的“末途”社会呢?王符认为这种交际的本质特点是“交利”或者“利交”,即交际目的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
    以“交利”为特点的交际之风究竟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呢?史籍斑斑可考。首先,官场上的衮衮诸公醉心于交际而使公务荒废怠尽。《后汉书•郭躬列传》说:“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徐幹《中论•遣交》说:“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己”,其结果是“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其次,使有才华者被埋没,而投机钻营者显赫于世。由于交际形成了特殊的社会舆论,形成了交际者相互支撑、相互吹捧的氛围,结果造成了“洁士”“独隐翳”,而“奸雄”“党飞扬”的局面。王符本人终身不仕就是例证。再次,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严重滑坡。当人们把交际中亲情、友情的内涵抽掉,把交际作为谋取个人或者集团私利的手段时,交际中的道德水准也就荡然无存。王符深有感慨地说:“呜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
    我们不能说汉末没有抵制这种风气的正直之士,如李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后汉书•党锢列传》),乐恢“闭庐精诵,不交人物”(《后汉书•乐恢传列传》),名士蔡邕“不交当世”(《后汉书•蔡邕列传》),他们都为当时的社会树立了楷模。甚至国家也试图从制度上阻止这种风气的蔓延。如汉末实行的“三互法”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州郡相党,人情比周”的交际之风破坏国家政治(《蔡邕列传》)。而汉末诸多思想家则是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对此风予以无情批判,如王符、徐幹都在自己的论著中专辟章节讨论当时的交际之风。
    在汉末,人们似乎都不再安心于本业,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彫丽之文”,农民“去农桑,赴游业”,百工“好造彫琢之器,巧伪饬之”,商人“竞鬻无用之货、淫侈之币”(《潜夫论•务本》)。更为可怕的道德观是“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潜夫论•浮侈》),这就犹如笑贫不笑娼。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以投机钻营为目的的交际之风变成了许多人实现理想的手段,而东汉政权也在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中走向灭亡。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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