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富轼《三国史（记）》杂谈高句丽、百济、新罗相关

    
    王氏高丽臣，集贤殿学士金富轼（一说1075-1151）于公元12世纪参考高丽、新罗等旧史，并参考中原隋书等历史史料，主持完成了高丽第一部官方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
    金富轼这个人，因为是宋朝藩属王氏高丽的人，又加上本身是出自新罗金姓，所以我们称其为高丽人，所以我国历史书籍记载很少，所以后世也很少人会提。他的基本情况，目前网络上有一篇真田豪（本人姑且以“知日的网络业余历史学者”称呼她）《羽扇纶巾金富轼》一文里有详细描述，因为援引众多，观点较客观，基本可信，推荐大家有想了解金背景的时候可以读一读。
    金富轼这人汉学功夫深厚，据说来过宋朝三次（使“上国”），而且“轼”字极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钦慕苏轼而取的（实际上他有个弟弟还叫了金富辙）——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那么回事，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即便不是，对于今天话题都无关紧要，因为通篇五十卷《三国史（记）》的的确确全是中文书写——中国人要读懂很容易，只要你愿意去看（呵呵，说到这，有人也许会说：废话，这是必然的，记音的韩文14世纪才诞生。）
    《三国史记》主讲新罗，其次记高句（勾）丽、百济。记新罗再前面，这是因为“三国统一”于公元7世纪的新罗。高丽/朝鲜历史中，有一个科学的历史阶段，即“王氏高丽”之前的这一段，即叫“统一新罗”。在讲这三国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朝鲜三国、统一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李朝）等等等等，除那个什么大韩帝国（甲午战争爆发时候，有过一段时间独立，但很快被日本吞并），从头到脚的整个高丽/朝鲜历史，是没有单独的“皇帝”（简称“帝”）的，他们只有王，自封或受封王（主要是后者）。他们如果口中如果吐出“皇帝”这个词，那是指的是君主之国中原的皇帝。如王氏高丽最初口中的“帝”是指宋朝皇帝，后指元朝皇帝；李朝人口中的帝，是指明朝皇帝，后指清朝皇帝等。不管他自己怎么变更政权，也不管中原如何朝代更迭，他始终是中国的受封之邦，是藩国。所以，看《大长今》、《薯童谣》等等等等，如果该用“陛下、殿下、王”等字眼时候，看到国人乱翻译成“皇帝”，韩国人看了一定会哈哈大笑。当初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今天我们“轻而易举”就懵懵懂懂地“送”过去，还真是不知道该说我们大方，还是叫我们傻，或者说准确一点——“我们更不尊重历史”？
    当其中某阶段，某些君主不受封，不接受这种“怀远柔夷”政策时，“上国”就会觉得他不可理喻。即不合理，或者准确一点讲叫不合“礼”。明确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隋炀帝、唐太宗为什么要征高句丽。高氏高句丽高元接了隋炀帝的旨，却又不按旨来朝，不但不来，更侵扰辽东，所以隋炀帝很生气。人们常评价隋炀帝垃圾，并把隋灭责任全都说成是因为三次东征，当然，甚至韩国人那里也有一套YY理论：高句丽灭隋（这一条本来不值得写，但是国人里什么人都会有，难保没有不支持这一条的，所以一并指出来，顺带“汗”一下），却从来不去研究一下事情发生的本末。说到这里还必须要说一下日本第一个称天皇的圣德太子同学，这位同学某一天也心血来潮给隋炀帝来一封mail，开头内容就是“东天皇敬西天白皇帝”，另外一套说法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炀帝生气！他能不生气吗？因为日本国（准确的是叫倭国，因为公元7世纪以前日本还不叫日本，日本这个词也就是从圣德太子时代开始兴起的）自魏、晋、宋、梁、陈等等等等，从来是受中国封的国，同样是藩属，《魏略》云：“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其人种来历和百济、三韩之中辰韩等大抵相当。什么叫“来历和百济、三韩之中辰韩等大抵相当”呢？这不是说他们每个人种都一样，而是说，他们每个的形成方式相类似，即人种中有很多人是从中国来。如辰韩是“秦之亡人”，去了朝鲜半岛东南端，与马韩等生活在一起，王虽然是马韩人，但民众辰韩人是“秦之亡人”这一点并不能抹杀。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他们不存在想当今这样的明确的“国籍”制度，不能简单的就把这些“秦之亡人”就当了中原的弃儿，而认为他们成了外国人。类似的是位于日本奈良、熊野、山城等地（即日本历史学中的“秦氏居地”）的秦氏，《梁书》、《通典》等典籍中提到的“倭国”右边的“秦国”。怎么说呢，他们原本就是中国人，只不过就是保留了秦风俗（说起来，这种意境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有体现），只不过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类。事实上，不只是秦代，历朝历代都会有中原人渡个海迁个徙，真要画这个路线，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线，而是无数条，甚至是有回环往复的。我们知道韩国中的许氏最早在汉代就从中原渡到金海（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那位传说中金首露王王后的许黄玉MM是地道的中国姑娘，因此金海除了金姓是大姓，许氏也是个大姓。中国的清河崔姓入朝鲜半岛，主要是公元3-4世纪时候的事。江夏黄姓等姓，年代大体相当。
    知道这种状况，大家就可以初步了解为什么韩国人中，有人要到中国来寻根问祖，甚至日本人某些江户时代的家谱有的都能记录到汉代祖宗的——这不是什么希奇事情。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不要老找年代久远的，久远的没有意义。那就这样办，在历史的每个阶段，咱们找一个参考点，我们找这个参考点之前近100年内的迁徙者，这样可能会更好点（这叫“历史角度”）。因为不这样，在读咱们自己历史的时候，有的人肯定搞不懂崔氏、王氏这些汉姓怎么还有为鲜卑慕容氏效力的。一旦粗浅理解的时候，“汉奸”这个词（这叫“时代历史观”，或者说“时代角度”的一种吧）就会动不动就冒出来了（甚至有的还因个人感情太多而太“个人角度”了——这是极端情况，尤其是在谈“民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随便就扣帽子的，一定要斟酌，不要草率地盖棺定论。这样的迁徙，我们还可以举这样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元灭，陈宗敬去日本。一个是明灭，陈元贇去日本。我们能简单的说他们就不是中国人了么？别说陈元贇了。我们就说清灭明，当清成了中国的时候，南明就不是中国了么？历史不是肤浅的一二一。
    这些只是因为历史有记载，所以好指出的东西。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大量不记其名的迁徙者。尤其是在如宗教传播、国间外交、本国大乱等情况下的时候出现。中日韩之间，尤其的多。光是那些和尚的名字，都能记N张纸。当然，只是可惜了和尚不生子，不然恐怕更夸张。唐代的壁画，佛祖涅槃，觐谒者来自不同族不同国家，古人一度将文化认同临驾于种族之上，我们今天的某些人一定不能理解。故也不能理解什么叫“修文德以来之”（李世民）和“怀远”（朱棣）；不能理解，突厥人等西方民族能认这个“天可汗”，不理解，为什么织田信长的旗帜赫然书写“永乐通宝”。
    有人说，哎，你怎么跑题了，没有跑题。现在开始，谈“三国史记”，必须纵涉及中日韩所有历史，尤其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史，和曾经的某些民族史（如鲜卑）等。所以你会看见本人有时候会谈得很开，很远。
    因为金富轼《三国史（记）》的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三个中有两个的王室及民族主血统就很值得去研究。即高句丽和百济。不光是成书于12世纪的《三国史（记）》，成书于7世纪的《隋书》、8世纪的《通典》，都有对这两国有详细的描述，都说是出自中国东北方的扶余。扶余主要是当作一个人种，或者当这个人种的生活地理区域，当有政权时候，我们可以勉强称为国（注意，我们古文中的“国”这个概念本身也很复杂，不是当代这种当狭隘的国家来理解）。记录了高句丽和百济的祖先为同一个人，即朱蒙，或者写作邹牟。不管怎么写，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最原始的真正汉文写法是不是就是这两个其中的一种（又或者不是，而是其它的），但从字面来分析，字记录了那个人名字的发声（可惜，发的是古音，不要硬用今天的普通话去套，那是套不出来的）。有人会说，真差，一个名字居然记不准，居然还乱记成了几个。其实，不对！我们要说古人记不准反而记得好。因为记得多，我们就能用传统的训诂、音韵学，和非传统的方言研究方法去研究。“朱蒙、邹牟”一比较，我们就知道，大概渤海区域，或者说东夷区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的发音，朱、邹音近，那么音近有个什么出现呢？山东古国邾、邹国的音到底怎么发，或者又干脆是一回事而两种写法呢，非常值得去参考。甚至，朱、邹既不会要象当代普通话那样区分卷舌与否，而且又极有可能干脆不读[zhu]/[zou]的z音元（或者说声母），而是读[j]音元。去研究“朱熹”又是怎么正好化名成“邹”了。
    高朱蒙（写邹牟也行吧，不过本人这里以下都这么选取第一种形式）是不是姓高，其实只有《三国史（记）》这么写（奎章阁刊本注：一云邹牟，一云象觧。牟字略。）。所以我们根本暂时不能断定在朱蒙前面，一定一开始就有高字。因为如果你要信《三国史（记）》非去持有这个词，那我也可以去尊《隋书》，说“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是定了国后才取的高氏。或者干脆就姓朱、邹，甚至或者其它，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证据不足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下一个结论。只是既然高氏高句丽后面有历史可循的王们，都被记了高姓，按照汉族习惯，祖先没有道理不姓高才那么勉强暂时把“高朱蒙”三个字连带在一起写。实际上，我们不忘了两件事情啊，那就是，第一，书上没有写高句丽是类似汉族这个规矩来继承父亲姓氏的，第二，也是朱蒙的后裔的百济王室干脆根本就不姓高。所以，谁说一定朱蒙前面要加高字？再所以，我们的《隋书》、《通典》根本没有“高朱蒙”三个字连在一起写的情况，仔细翻下连《三国史（记）》，也没有把三个字连在一起写。说明什么？说明古代历史记录者偷懒？NONONO，说明古代历史学家严谨啊！他们只能确定有了高这个氏，高氏可能自国号高句丽而来，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朱蒙前有个高字，所以才不这么说。
    不过他本人曾经这样连用过没有，对于现在关系也不大，我们只需要知道他后面的高句丽王，都姓了高。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今天也一并提及一下，那就是中国高姓在渤海郡有个最古老的堂号，最迟可以追溯到东汉渤海太守高洪那一辈分，而实际上，高洪前面还有几个祖，已经生活在渤海文化圈。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高傒、高止、高量。高傒的7世孙（或作6）高止出齐奔燕，高止的9世孙高量是宋国司徒，高洪是高量的10世孙。齐国上卿高傒的高氏出自姜姓，我们要注意在周以及周以前，姓和氏本来是含义不同的两种东西，大抵是在战国末期或者秦汉时期逐渐不是很区分。高傒之所以氏了高，是因为按照周礼，公子高（他是齐太公8世孙文公姜赤的次子）的后人要以祖名为氏，要注意公子高的高，不仅是名字，而且是封邑名，因为有人说后人是以祖先封邑所在为姓氏，那也是说得通的。家谱的记法，有时候祖宗关系不一定是直系的，因为高量是名人，或者是嫡长，以此为参考点，我们才将参考点几百年之后的人与参考点几百年以前的人建立联系。这个联系，不一定是完全真实。也就是说，高洪上溯10代，上溯19代，这几百年，我们知道名字的不过是些历史留其名的人，有没有散失在周边的分支呢？那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古人不会只生一个儿子。早期家谱这样记，大抵兴起于汉末，取宗长，只图方便，不是偷懒。当然，这玩意也不是今天要说的重点。今天要说只是这个繁衍过程的时间问题，或者说迁徙问题。你看高止，因为在齐国受公孙灶和公孙蛋排挤，奔了燕国——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线索。你说自此以后，有没有可能在燕国也有了高氏后人呢？这是可能的（随便举个，如高渐离）。因为高量可以在宋国作司徒，谁知道高止前后的高氏是不是以渤海为中心，向四周散射的呢？只要有这种可能，那么燕国，燕国以东辽东，乃至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这整个渤海文化圈的高氏有没有可能建立关系呢？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资料，在高朱蒙这个才只是公元前几十年的人（西汉中期），和更之前齐国高姓（春秋）之间的断了又是几百年的档，没有证据说他们没有关系，所以那个假设是可以成立的。更晚五百年的高欢，因为祖先迁居这个圈的交界处，位处边疆，长期鲜卑化的生活，难免甚至不只是习俗鲜卑化，甚至混有鲜卑血脉，也是可能。但不管怎么混，他承认渤海蓨县这个堂号，就够了（当然，高欢及同时期高氏的问题以后我们还可以单独讲）。再来说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高云，注意，是4世纪末的北燕人，不是6世纪初的那个文咨王高罗云（我国历史书也记为高云），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来自高句丽的高氏。他是慕容宝的养子，后燕慕容熙挂了，被冯跋兄弟扶上宝座，历史称为“北燕”，这里也有个很有意思的线索，就是高云被养的时候是叫慕容云，高姓是他自己改的，理由是：“高阳之苗裔”。后来其它姓也有改高姓的，甚至鲜卑的也有——这个也先放放（高欢高洋时期更是到处赐高姓）。
    这里为什么重点强调高云呢，因为这里和高、慕容两个姓氏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网络上有某些高氏出处问题的帖子，以为高姓出自高云，而祖宗是慕容——这里就非常值得商榷，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要说，不是，应该是高氏在前。因为在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我国的历史，鲜卑历史，还和朝鲜三国历史有莫大联系。联系之处，正是在于扶余（百济王室）、高（高句丽王室）的姓源问题或者说民族出处之上。在这里，本人将不仅谈高与扶余关系（这个东西是老生常谈，因为知道的人还算是有的），更要谈百济扶余氏和鲜卑/燕的慕容氏是什么关系（这个则是新问题，知道的人几乎没有几个）。
    《通典》讲，百济的情况，顺带单独讲了“夫馀”国的情况。“夫馀”，其实和“扶余”根本就是一个东西，“馀”是“余”的古写、繁写；“扶、夫”也只不是同一音的相近翻译（朝韩文字[O/T]上下结构，“蜂拥貌”）。《通典》只说了，在慕容廆总是掳掠夫馀国人种，卖给中国，晋武帝又把这些人“以官物赎还，禁市夫馀之口”，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或者说族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杜佑找夫馀作为一国的资料只截止到500年前的晋代。而魏时，百济国则已经上表中原说过：“臣与高丽先出夫馀”，所以是几乎可以肯定，高句丽、百济是从夫馀来，所以《隋书》才记他们为“夫馀之别种”。这是基本可信的历史资料。根据他们所在的地理情况，百济在高句丽南边，百济王室又出自高句丽，而高句丽的朱蒙又是自北夫馀而来，所以再综合其他历史资料，我国学者指出，高句丽、百济的发展进程，是由北到南的——这个结论也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只不过，百济人很杂，高句丽人、汉人、倭人、新罗人都有）。大致于4世纪近肖古王时期，百济彻底吞并三韩之一的马韩，拥有马韩故地，彻底占据了整个朝鲜半岛的当今韩国的左半部分，加上今朝鲜下边部分的左边一部分（平壤下方区域）。按照《三国史（记）》原文的说法，夫馀作为百济国王姓氏是自东明王朱蒙的次子温祚王（也就是百济第一代王）开始就用了的，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值得考究，因为从这公元0世纪左右开始，到公元6世纪，这将近600年所有的时间，历代百济王名字以夫馀开头，以名字接尾的完整书写形式没有出现，在我国的书上，也很少有连带书写，所以说夫馀一直在用，证据是很不足的。之所以有这种怀疑，是因为百济王名在完全汉化之前，实在太莫名其妙。连现在的韩国人都解释不清楚名字的含义（所以呀，韩国人硬要只是因为占有百济带方故地把百济硬说成是韩国历史，未免太过牵强——这跟版图决定论差不多，不是很合理）。
    夫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实答案上面已经说个一个，就是[O/T]“蜂拥貌”，朝鲜人和韩国人，以及知道朝鲜文/韩文的我国的朝鲜族人，一定解释不清楚，[O/T]“蜂拥貌”真正到底最终含义是什么？今天本人要说清楚，那就是——其实就是“慕容”。这是个和“慕容”重合的一种东西，说“慕容”依旧不是最终本质。最终本质是什么呢？是步摇、扶摇。既是步摇，又是鸟图腾。步摇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形象，是一种装饰，再说具体点，是男人的步摇冠，女人的金步摇（一种发笄）。步摇的形制，当插于头上（或者说当戴上步摇冠），走路会一摇一摇，即扶摇状，有人非要把[O/T]这个“夫”字解释为“蜂拥貌”，以表达“蜂拥而至”的快速状态，呵呵，我说，也勉强对，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是扶摇？《尔雅》云：“扶摇谓之飙”，其实“飙”，现代音[biao]，[b]是浊辅音，古音[p]是相对它的清辅音，所以，也不过是“步摇”的一种连读。
    东夷所有问题，都会归于一个源点，那就是鸟图腾，或者说是字的本身。即“夷”和“燕”字的本身，包括燕、夷的更古体“匽”。问题的答案往往就在问题本身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综合中国的古音，中国的方言，韩文的发音等等，我们发现，“夫馀”、“慕容”的发音就是“步摇”音[puyo]。以前我们只知道为什么“慕容”是出自“步摇”，而不知道“慕容”也就是和“夫馀”发同一个音。所以把很多问题复杂化，将有联系的东西完全分割化。所以很多历史问题，到了今天，我们完全已经理不清了。但是，建议大家去看看“夷”字的甲骨、金文本身，就是燕子形（有人解释有的说是弓形，说夷人是擅射，也是说得通的，因为射也要和鸟有关）。
    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百济国的首都还能取“泗沘”音[sepei/sepi]，类“师毗”等，这种“鲜卑”化名称。因为他们和鲜卑慕容是一个支的两种分化。才知道为什么百济国首都的王城大殿要取“大燕殿”，大太同音[tai/dai]，注意燕字。慕容氏在中原建立政权，不管是前后左右东南西北都是不脱离“燕”字。慕容氏为什么以晋朝为宗主，慕容氏运用崔氏大兴汉学，建立太学，从中国制度；百济也运用刘宋的“永嘉历”，而百济半岛本来又有很多华夏之人，这些都是为什么呢？我们从这里还可以想象得到，最迟在东吴孙权时代，中国江表（江东）就已经能够通过渡海的形式，与朝鲜半岛南部进行沟通了。《隋书》说得好：“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
    如果说，当代韩国人，非要不但要去中国化，还要将高句丽、百济脱离中国纳入他们自己的体系，本人只能笑对古人说一声：“今天的他们，早就已经忘掉，什么叫‘先哲之遗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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