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的研究

元代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虽不乏有心治元代佛教史之学者，但宥于史料难觅，往往浅尝即止。在任宜敏先生《中国佛教史—元代》一书面世之前，一直是学界乏人开垦的荒芜之地。

这部著作中，任宜敏先生首先对种种原典进行了认真甄别、细致辨析和相互对勘。在此基础上，用法脉传承之线，把×和汉传佛教在元代的重要支脉传承一一贯穿了起来。对涉及其中的重要人物，则要言不烦地作了介绍，偶而也穿插一些画龙点睛式的评议。从中可以窥见作者涉猎史料之广，用功之勤。

以×在元代的发展为例。蒙元皇室始终极度崇尚×，故×是元代佛教中的重中之重。但藏地素无完备之历史，史料奇缺，虽吉光片羽，也弥足珍贵。而且，各种藏文文献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多互相埽械拿飨源砦蟆9什痪环枘芽急妫滴薹橙徊尚拧8芈鄄睾何南字涞闹种制缫臁H我嗣粝壬咀叛辖鞯闹窝群屯缜康那笏骶瘢钊胙┯蚋咴档匮胺糜≈ぃ诩焯智叭搜芯康幕∩希浞衷擞酶骼嗖睾何南鬃柿希谌险嬲绫稹⒈嫖龊拖嗷ザ钥钡幕∩希圆卮鸾谈髋傻睦吩戳鳌⒎龃小⑿谐痔氐悖酥琳霾卮鸾痰哪谠谔卣鳎髁讼低成钊氲牟汀D谌莘岣唬鼐浚沂贾崭呶萁驳毓卣盏阶诮獭⑸缁帷⒄巍⑽幕鞲霾嗝娴脑踩冢挥腥枚琳呙允в诜彼龅目贾ぶ小？

对于长期以来含混不清或莫衷一是的见解，作者往往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但又丝毫不露锋芒，而是采取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朴实做法，把翔实的考订凝聚成极为简练的叙述。

这里仅举一例。治元史者一向把元初两次对日用兵定性为“侵略战争”，但对引发战争的前因后果，则几无人深究。任宜敏先生即使对这样一个与元代佛教研究看似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公案，也不愿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是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证，然后在论述中国佛教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时，通过对此公案的慎严叙述，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元初，世祖忽必烈曾先后七次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秘书监赵良弼及高丽人潘阜、金有成等，持国书出使日本，“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号称“知礼之国”的日本，除于至元八年（1271年）底遣弥四郎来大都窥探元廷强弱虚实外，均未予理睬或“拒而不纳”。蒙元朝廷忍无可忍，遂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发兵征日。次年二月，誓“以四海为家”的忽必烈第八次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三人往使示好，以冀亲仁善邻。日本方面又不予理睬并扣留国使不还；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更将国使杜世忠等人一并斩杀。元廷震怒之余，于翌年二月发兵十万进攻日本。后来，元世祖得知日本武士均服膺东渡宋僧之法训、深信禅宗，故改变策略，派王积翁及普陀山沙门思溪、如智等人出使日本，以图修复两国关系。中途，同行中有不愿赴日者共谋杀害王积翁；此行遂无功而返。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成宗铁穆耳禀世祖忽必烈遗愿，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禅师赴日通好……

叙述虽简，但却明白无误地再现了蒙元皇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向日本示好的真诚意愿，干净利落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的内因外缘。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可贵的求真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