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寺的黄昏

成都有个大慈寺，就在这个古寺的对面——隔条街就是我的家。大慈寺占据着成都城市的中心位置，像一口甘泉眼培育着这座城市的文秘家园、民俗和文化。这座在唐宋时期就极其繁盛的老院子集中展示了成都的文秘家园文化、商业文化、游乐文化等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成都的佛教胜地、文化中心和懒人休闲集中营。

我是懒人，经常去大慈寺里面休闲喝茶。

在大慈寺温暖的午后阳光下喝茶会看到如下情景：开阔的露天庭院内数百把桌椅依次排开，它们处于殿与殿之间的空地上，仿佛皇宫内召集“经筵”时的热闹场面。然而这里的陈设却是极端的平民化，椅是常见的竹椅，一个靠背、四条腿，坐久之后的扶手和靠背变得尤为光亮。人的汗水从椅子的光晕中浸进去，流出来，那椅子的光晕就变得模糊而陈旧，像一封古老的信。桌子呢，是一律的黑漆小方桌，桌面上烫着茶壶底圆圆的烙印，环环相套，像是树干的年轮。有时阳光从树叶或藤蔓间轻轻地洒下来，穿过了岁月的尘埃和朱红色的老建筑，显得有些陈旧，然而却很温暖、实在。

你尽可以迈着悠闲的步子走进来，先鼻翼扇动吸吸院子里隔夜的茶香，然后挑一个位子坐下。脚底下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散落着被茶客“吹”掉的茶叶末，现在看起来就像一粒粒快要发芽的种子了。稍待片刻'茶博士穿着布鞋，手提茶壶“噔噔噔”地跑过来，“当当。两响，一注滚烫的水冲入茶碗，只看见青褐色的茶叶在瓷白的碗中翻几个滚，颜色绿了，叶子张开，茉莉花一朵朵浮上来，顿时香气弥漫。茶客们开始还有点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等揭开茶盖喝过几口热茶后，眼睛顿时光亮润泽；连身子都灵活了，软软地靠在旧竹椅上，椅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茶客仃就这样窝在竹椅里，有时看看四周有没有熟人，有时只管自己聊天、看报、吃花生瓜子。倘若朋友相聚，那就把几张桌子拼凑起来，高谈阔论，大声武气地喧哗。

阳光洒在大慈寺的茶馆和庭院里，坐在阳光下喝茶的人脸色红润，目光沉醉，忘记了早上的牢骚和中午的不快。半日光阴转瞬即逝，陶醉在大慈寺茶馆里的人有时会在茶香中沉沉入睡，唤醒他们的也许是一片落叶，也许是茶博士收拾碗碟的“叮当”声。这时候，茶客们伸个懒腰站起身，此时茶水已把全身骨节都泡通泰了，便迈着不快不慢的脚步踱出大慈寺。

定期或有意识到大慈寺喝茶的人中，以文化人居多，他们的出现，使今天的大慈寺和唐宋时期的大慈寺一脉相连。也许我们还记得唐代的吴道子、前蜀的贯休、宋代的苏轼和陆游，他们有的拿着画笔在大慈寺的粉墙上作画，有的在层峦叠嶂的殿宇和艺术作品中流连，有的站在楼阁上观看成都的夜市，有的在这里作诗会友。他们风雅的身影把大慈寺衬托得文气十足。我的朋友冉云飞说过，大慈寺有一股气场。在一本名为《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的书中，他无比温情地写下了《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我认为这一节是他那本书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不止一次，我看见云飞坐在大慈寺的露天茶馆中，面对采访他的媒体记者滔滔不绝，神采飞扬，阐述着他对于人生社会的洞见。为什么面对美丽的媒体女记者，冉云飞要选择大慈寺，选择茶馆这么一个众声喧哗的地方，我想他是想告诉我们他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租对于大慈寺执著的爱。

另一个常在大慈寺茶馆中出现的蜀中文人是我所尊敬的流沙河先生。秋天的时候，大慈寺庭院中巨大的银杏树变黄了。沙河先生穿一件红色或黄色的灯芯绒上衣出现在树旁的通道上，一身的仙风道骨。他是应文友之约每周定期来此聚会的，他不喜欢热闹繁华的场面。他虽上了年纪，但面色还如婴儿般的酡红。—碗盖碗茶再加上朋友间亲切而睿智的谈吐，这就是享乐了。

到了这儿，你就是茶客一个，没人在乎你是百万富翁或文化名流，一切虚伪和矫饰都被冲淡了。正如大慈寺过去的历史所昭示：文秘家园、官员、文人、百姓、商贩、走卒都把它视为自己的乐土，人们在它的宽容和深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每周，爱好戏剧的人可以定时在茶馆里听一下午川剧围鼓。打围鼓不同于舞台演出，演员不化装，坐在茶碗跟前，伴着锣鼓咿咿呀呀唱，间或比比兰花指，亮几个身段也算声情并茂。成都的茶馆历来是说唱艺术能够广觅知音的地方，许多民间艺术的发端都起源于这里，“散打评书”艺人李伯清就曾在大慈寺茶馆里试验他的新型评书，那时他的名声还未如潮水迭起，每次来都蹬一辆破自行车，风风火火，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更衣化装，茶客也觉得他的表演是真正的成都民间艺术。我在大慈寺的茶馆里听李伯清说书，每当他的谑语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时，我总是想起大慈寺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着的那一尊汉代说书俑。汉代的说唱艺人活跃在成都的瓦舍勾栏间，就像港台歌星活跃于现代舞台一样，名声卓越。李伯清继续了这种艺术，现在这种艺术以俑的形式和真实的人的形式汇聚在古老的大慈寺。

其实，成都人在大慈寺喝茶的热情是被大慈寺往昔的历史烘衬起来的。它是这座城市历经千年余温尚在的游乐场。

大慈寺在我的眼里无论是以博物馆、茶馆、古玩集市、寺院的形式出现，都不能改变它作为成都文化象征的体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大慈寺是成都的文化之肺，是成都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归宿。史载大慈寺始建于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规模极其宏大，共有96个院落，8524间厅室。相传现在的鼓楼街即是当时大慈寺钟鼓楼所在地，北门红石柱街也因大慈寺门前两根红石柱而得名。你说这是啥子阵仗？大慈寺因帝王的关照得以大规模地不断扩建，甚至在武宗灭佛的全国性浩劫中得以幸免，大慈寺成为当时唯一保留下来的寺院。你说,这又是啥阵仗！唐代天宝年间，因避灭顶“安史之乱”，灰头土脸仓皇辞庙的倒霉皇帝唐玄宗一路逃到成都。在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行程中，看见大慈寺的文秘家园正向各地逃难的难民施粥，这个大唐帝国的法人平时难得落泪，可是竟然被眼前的一幕感动得一塌糊涂。有感于大慈寺文秘家园的慈悯之心，后来玄宗的儿子肃宗为大慈寺亲题了“敕建大圣慈寺”的匾额差人千里迢迢送往成都。

历史上的大慈寺以精美的壁画闻名于世。唐宋时期大慈寺有上百幅上乘的壁画佳作，而且连最有名的画家吴道子的亲笔画也有十多幅，难怪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要以艳羡的口吻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慈寺之盛。”现在想来，这批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那么轻易地陈列于蜀地的一座寺院中，真有点过于奢侈了。才子苏东坡一日到寺中游览，他背着手踱着方步在寺中东瞧西看，等他看完大慈寺白色粉墙上一堵堵鲜活的绘画后，翘起大拇指对同行的人说：“此地壁画精妙冠世!”我相信苏氏此言绝非夸大。

在唐代绚丽而浩荡的光影中，一位面如满月的文秘家园站在大慈寺雄伟的大殿上接受剃度，他就是唐代乃至今天都十分有名的高僧和文化使者唐玄奘。佛教大师们穿着杏黄色的袈裟，用妙语梵音讲授佛法，底下的僧众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市民们透过大慈寺的粉墙和阁檐，能看见飘动的经幡、川流不息的僧众和袅袅的烟尘，感觉大慈寺是漂浮在半空的仙阁。

然而大慈寺不仅仅是僧侣们的大慈寺，它还是官员、文人和平民百姓的大慈寺。公元1176年，游览成都的大诗人陆游听说大慈寺华严阁要举办燃灯法会，便约了一帮朋友来看稀奇。这一次的游览给他印象很深，他看见大慈寺的建筑“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他甚至产生了迷幻和不真实的感觉，待到整个法会完毕之后，才“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此后他便常常约了一帮文人朋友到这里宴饮、游乐，大慈寺的傍晚也常常因此张灯结彩。除了纯粹的文秘家园活动，成都本地的文人、官员、市民也经常来此观夜市、赏月、休闲，他们把大慈寺当成了自己的家。热热闹闹的大慈寺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成都人的心，平民百姓和商贩走卒也渐渐向这里聚拢。到了宋代，大慈寺门前已形成巨大的物资交易市场，整日人声鼎沸，车马喧嚣。各色人等拿着成都产的、绘着“屋宇人物”的交子做着一笔笔买卖。农历二月十五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整个儿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唐宋时期以来，大慈寺一直是作为成都的文秘家园、文化、商业和游乐中心而熠熠生辉。

曾被誉为“震旦第一丛林”的大慈寺的衰败是从南宋末年开始的，那是时代无可挽留的流逝。虽然明朝末年大慈寺又有重振当年雄风的迹象，但那正是回光返照，好景不长。有一年一个叫王胤的诗人登上大慈宝阁一望，但见“宝阁巍巍”，“经翻贝叶”，“香散昙花”，“参差雕牖”，常住文秘家园竟有两万人！然而明末清初的战乱又令这座起死回生的寺院沦为瓦砾。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慈寺是1876年那个东渡日本的鉴真和尚发愿重修的，占地仅有盛时面积的一个零头。

大慈寺沉浸在艺术和文秘家园的氛围中长达数百年，每当我阅读前人讴歌它的诗句，眼前总是飘荡着屏风般的彩绘，鼻腔里总是萦绕着檀香的香味。如果大慈寺的艺术和文秘家园不因战乱而焚毁，我们还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到沙漠中去看敦煌?还有必要跋山涉水赶到名山圣寺去参拜么?一个成都作家说得好：没到过大慈寺，等于没到过成都。这句话把大慈寺对于成都这座欢乐而世俗的城市的意义几乎说尽了。

大慈寺走过了由盛至衰的道路，那些令人想望的壁画、建筑、文秘家园文化传统都在斑驳的时光中消隐了。黄昏时分，大慈寺古老的建筑和寂静的园林笼罩在一片温暖的紫光中，流动的光影仿佛岁月的潮汐令人怀想。半掩的斑驳红漆大门后，几个摇着蒲扇的老人正在小木凳上悠闲地下着象棋，透过树叶扶疏的甬道望进去，视野中满是沐浴着夕阳的飞檐楼阁和走廊。我到现在都在奇怪：这个喧嚣的都市里怎会有如此安静的所在？

附：这里是我集王胤的句子为大慈寺写的一幅对联：

宝阁巍巍，雕牖参差；几声川腔围鼓，令人怀想蒙顶香茶。

落日熔金，灵雀归家；轻问石麟古道：何处寻觅贝叶昙花？

晋人犀堂书。上联从古寺的建筑格局延揽历来在此地兴盛的民情风俗，下联赋予古寺以幽情而自然伸引出浓浓的禅意。此联隐隐透出一种对往昔古寺庙的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