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小胡同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裡出生並長大的。由于我那個從未見過面的爸爸在世時管開關東直門﹐所以東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時﹐每當思鄉﹐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個角落。我認識世界就是從那裡開始的。

還是位老姑姑告訴我說﹐我是在羊管（或是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從五七干校回北京。讀完美國黑人寫的那本《根》﹐我也去尋過一次根。大約三歲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們家門好像是坐西朝東﹐門前有一排垂楊柳。當然﹐樣子全變了。九十年代一位攝影記者非要拍我念過中小學的崇實（今二十一中）﹐順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又拍了一張。

其實﹐我開始懂事是在褡褳坑。十歲上﹐我母親死在菊兒胡同。我曾在小說《落日》中描寫過她的死﹐又在《俘虜》中寫過菊兒胡同旁邊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夢。

母親去世後﹐我寄養在堂兄家裡。當時我半工半讀﹕織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畢業（1927年冬）﹐因學運被變相開除﹐遠走廣東潮汕。1929年初我又回到北平上大學﹐但那時過的是校園生活了。我這輩子只有頭十七年（1910-1927）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裡。那以后﹐我就走南闖北了。可是不論我走到哪裡﹐在夢境裡﹐我的靈魂總縈繞著那幾條小胡同轉悠。

啊﹐胡同裡從早到晚是一闋動人的交響樂。大清早就是一陣接一陣的叫賣聲。挑子兩頭“芹菜辣青椒﹑韭菜黃瓜”﹐碧綠的葉子上還滴著水珠。過一會兒﹐賣“江米小棗年糕”的車子推過來了。然后是叮叮當當的“鋸盆鋸碗的”。最動人心弘的是街頭理發師手裡那把鐵玩藝兒﹐吱啦一聲就把空氣蕩出漾漾花紋。北京的叫賣最富季節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兒大田螺螄”﹐夏天是蓮蓬藕和涼粉兒。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噴噴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熱火”。

我最喜歡聽夜晚的叫賣聲。顧客對象大概都是燈下逗紙牌的少爺小姐。夜晚叫賣的特點是徐緩﹐拖長﹐而且當中必有段間歇﹐有的還挺長。像“硬面--餑餑”﹐中間好像還有休止符。比較干脆的是賣熏魚的或者“算靈卦”的。最喜歡拉長﹐而且加顫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爺--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飯--賞我點兒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戲迷﹐也有醉鬼。尖聲唱著“一馬離了--”或“蘇三離了洪洞縣”。這麼唱也不知是為了滿足一下無處發揮的表演欲呢﹐還是走黑道發﹐在給自己壯膽。

那時我是個窮孩子﹐可窮孩子也有買得起的玩具。兩個制錢就能買隻轉個不停的小風車。去隆福寺買幾個模子﹐黃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餑餑。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風箏世界。闊孩子放沙雁﹐窮孩子也能用秫秸糊個屁股帘兒。反正也能飛起﹐襯著藍色的天空﹐大搖大擺。小心坎可樂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還常鑽到東直門的蘆葦塘裡去捉蛤蟆﹐要麼就在墳堆旁邊逮蛐蛐--還有油葫蘆。蛐蛐會咬架﹐油葫蘆個頭大﹐但不咬﹐它叫起來可優雅啦。當然﹐金鐘更好聽﹐卻難得能抓到一隻。這些﹐我都是養在泥罐子裡﹐每天給一兩顆毛豆﹐一點水就成了。

北京還有一種死胡同﹐有點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見不到陽光﹐北京胡同裡的平房﹐多麼破﹐也不缺乏陽光。

胡同可以說是一種中古民用建築。我在倫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見過類似的胡同。倫敦英格蘭銀行旁邊就有一條窄窄的“針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陸就見不到。他們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現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兩次過獅城﹐很有東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認不得了。幸而他們還保留了一條“牛車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裡吃碗排骨茶﹐邊吃邊想著老北京的豆漿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幾條﹑多留幾條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