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头阅读散养的羊

　　读散文少不了古典散文，这类似现在搞流行音乐的人，也少不了要知道一点古典音乐。对我影响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不搞专业，用不着去找他们的原著，古籍浩如烟海，又晦涩难懂，是读不过来的。好在中国文学有个好传统，一代代精选前作，把最优秀的挑出来，只读这些就够了。关键是精读，最好能背，取其精，得其神。我的古文阅读分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课堂上的学习。中学时我是语文课代表，书中的每一篇古文都是熟背过的，并且要帮老师考同学背书。二是扩充阅读。读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综合选本。最有名的是《古文观止》，但那毕竟是古人编写，离我们还是远了一点。我用得最顺手的本子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散文选》，共选了150篇，基本上囊括了历代名文，注释浅近易懂，编者之一的芦获，后来一度是毛泽东的古文陪读，最近才去世。它成了我的工具书，平时放在案头，下乡采访时背在包里，早晨起来背诵一篇，那时我已过40岁了。三是选更精一点的普及本，经常查阅、回味。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学普及丛书，每本售价只有几毛钱。如《宋代散文》售价2角8分，现在插在我的书架上，还没有退役。从司马迁到韩愈、柳宗元、范仲淹一路而下到清与民国之交，梁启超是一座高峰。

　　中国古代散文家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和政治结合，除少数专业作家外，好的文章家都是政治家、思想家。我把这个阅读成果编成一本书《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2012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已多次重印。10篇文章都要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它当时提出了一个思想，并且现在还使用；二是文中的词汇或句子是首创，并进入汉语辞典、语典，现在也还在使用。这个标准是很苛刻的，就是说无论思想还是语言，必须是独家首创，虽过了千百年仍有生命力。这就是经典，可以做范本。这10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林觉民的《与妻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文章的脊梁骨。这些文章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不知多少改朝换代、人事兴替、血流成河、硝烟战火、经验教训才凝成一篇文章。“一将功成万骨枯”，一篇能载入史册的名文背后是几代人的心血。

　　古典诗词对我写作的帮助是意境，古典散文对我的帮助是气势。文章是要讲势的，所谓文势。“文势”是中国古典写作理论中珍贵的遗产，这一点现代散文比较弱。苏东坡讲“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古文中的好文章大多有气势。往往一开头就泰山盖顶，雷霆万钧，先声夺人。我上中学时，语文课上老师讲的一段话，让我终生难忘。他说韩愈每写一文时，总要重读一遍司马迁的文章，为得是借太史公的一口气。到后来我也开始作文时深切感到要从经典借气，为文时经常要重读名文，或者曾背过的经典文章会不自觉地跑出来助势。

　　阅读现代散文，我是从读报刊文章入手的。我上初中时，家里订有一份人民日报，大人看新闻版，我看副刊。那时报上的名家有秦牧、杨朔、刘白羽、方纪、魏巍等。报刊文章的特点是与时代贴近，你不会陷入古籍或自我沉醉，陷入迂腐；缺点是水平不齐，一般来说肤浅的较多，多少天，才眼睛一亮遇到一篇好文章。但这正可训练你的鉴别能力。时间长了自然也会打捞到一些好东西。如我数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读的《笑谈真理又何妨》，还有一篇小品，以推磨磨面，喻人才的使用“只要心中正，何愁眼下迟。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至今仍历历在目。对报刊的阅读随时代的发展又增加了网络阅读，更加快捷，信息也更多。如十八大前，我们对内官僚腐败对外示弱，舆论很不满，我在网上看到普京对内低调对日强硬的几条新闻，随即写成短文《普京行走在空旷的大街上》（人民日报2013年7月18日），还有在网上看到某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竟是一首6000字的五言长诗。正值春节，大年初一无事，便写了一篇《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瞬间即点击数十万次，新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阅读空间。其实阅读与写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因果关系，你阅读了别人的东西，又转化为作品服务他人。阅读是面，写作是点；阅读是吃进草，写作是挤出奶。在报刊、网络上的阅读是撒大网，如羊在草原上吃草，大面积地吃，夏牧场不够吃又转到冬牧场吃，一般草场约十亩地才能养活一只羊。我就是一头阅读散养的羊。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散文出现了一个高峰。从中学到参加工作，这一段时间一直读的是“革命散文”，虽也有艺术性好一点的但总不脱解说政治的套子。直到“文革”结束，我读到了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选》，比较集中地读到了30年代鲁迅、朱自清、徐志摩的作品，让我知道了文学，特别是散文第一要“真”，要有真情实感。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并不是必须担负说教任务，审美才是它的本行。朱自清的瑞士游记，“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蓝的，真平得像镜子一样。这些深深地打动了我，并永远不忘。他们对情和景的解读方式几近完美，这对读了多少年“革命”散文的我无异于一种文学回归，是我的“文艺复兴”。现代散文，我认为最好的是朱自清。朱自清之前我很崇拜杨朔，他的许多篇章都背过，但后来就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模式。我小学时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的第一本散文集是秦牧的《艺海拾贝》，他的《社稷坛抒情》，还有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都是几千字的长文，也都曾背过。1988年，我把长期阅读散文的体会编辑出版了《古文选评》《现代散文赏析》，与《新诗56首点评》合为一套“学文必背丛书”。这是强调读而后背的，广读精背，这是一个笨办法。

　　有阅读就有思考。作品是思想和艺术的载体，读多了就会分出好坏、深浅，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在对大量古今散文作品阅读后，我思考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散文的真实？第一，散文是表现一个真实的“我”必须是真人、真事、真情。不是小说，不能随心所欲编故事。第二，散文有它独立的美学价值，不能注解政治，套政治之壳。虽然由于某个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一切艺术，文学、绘画、音乐等都曾背过政治的包袱，但散文在这方面陷得更深一些。关于散文的文艺批评尽管有许多眼花缭乱的理论，却很少触及这两个最普通的大白话式的原理，或者是碍着名家的面子，不愿去说。杨朔的散文影响更大，被收入大学、中学课本，不管写景、写人都要贴上政治标签，几成一个写作定式。1982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前散文创作的几个问题》，第一次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10多年后，在中国作协为我组织的作品研讨会上，作协副主席冯牧老先生说：“真实是散文的生命。这次看梁衡同志的这本书，有文章专谈这个问题，我们不谋而合。”“他在散文理论上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贡献，就是最早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这种缺点不光是杨朔一个人有，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为了验证我自己的这种理论，我1982年创作了《晋祠》，并于当年入选中学课本。

　　二、怎样突破平庸。无庸讳言，我们平常在报刊上见到的作品，平庸的占多数。这是一个社会现实。某次，一位文学编辑对我说：“我终年伏案看稿，就像被埋在垃圾堆中，心情十分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散文在跳出庸俗地服务政治之后，又胆怯地回避政治，大散文不多。也正如冯牧先生说的：“我不喜欢一些‘心灵探险式’的散文。杯水波澜，针眼窥天，无病呻 吟。这些散文不关心现实，只关心自己的情趣。这不应该是我们散文写作发展的总体趋势。”1998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以这一年为转折，我的散文写作由山水题材转入政治散文。以1996年发表《觅渡，觅渡，渡何处》为转折，这篇文章也入选了中学课本。

　　三、什么是散文的美，怎样做到美？我提出散文的“三层五诀”论。“三层”是描写叙述的美、抒情的美与哲理的美，即形美、情美、理美；“五诀”是形、事、情、理、典，五种表现手法。这是一个长期阅读思考的过程。1988年发表《散文美的三个层次》，2001年7月，在鲁迅文学院讲《文章五诀》，2003年发于人民日报。我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大量散文名篇，2009年7月在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例进行讲解，随后出版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散文领域我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思考散文理论；一方面是创作实践。我的散文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山水散文，以《晋祠》为代表；后期是政治散文或称人物散文（其实仍是政治人物较多），以《大无大有周恩来》《觅渡，觅渡，渡何处》为代表。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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