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经”是怎么被“念”歪的

　　梁鸿的纪实文学《梁庄》（载2010年第23期《新华文摘》），有一段文字是专门描述农村殡葬现状的。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由传统的土葬改为火化，已经有些年头了。可是在梁庄，依然是土葬成风。有的即便尸体火化了，还是要把装了骨灰的盒子埋到土里，比本来意义的土葬还多了一道手续。
　　当然，土葬并不公开，而是偷偷地进行的。怎么个“偷偷”法呢？就是偷偷地给村支书2000块钱，得到村支书的默许，就算成了。然后，只需半夜无人之时，不哭不喊悄没声地将死人下葬就是了。长此以往，虽然都是“偷偷地”给村支书送钱，半夜里“偷偷地”下葬，但大家心照不宣，土葬成了公开的秘密。民政部门不管吗？管的。有一家农户死了人，按惯例将钱偷偷地塞给了村支书，得到了将尸体入土的“许可证”。可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到下葬的时候，还没等往坑里填土，民政上来了。这下埋不成了吧？不。最后还是埋了——又塞给了阻止土葬的民政1000块钱。该这家子倒霉，别人家土葬只花2000块钱就够了，他家却多花了1000块。让土葬的人多花点钱——这就是这位民政的作用。
　　用讲道义的村民的话来说：“原先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也就是说，殡葬改革归殡葬改革，土葬习俗归土葬习俗，农村的殡葬情况还是老习惯、老样子。
　　什么原因呢？作者借农民的话说出了根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说得没错。政策是好的，是执行政策的人把政策执行歪了。也就是说，一些干部“为了那俩钱”，把政策“变通”了。而这一“变通”不要紧，其结果，是把政策中的刚性规定“变通”软了，把好端端的“经”“变通”歪了。
　　想想看，许多事情，不是“经”不好，而是被歪嘴的和尚念“歪”了。政策规定不准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没什么不对，后来慢慢被一些人“变通”成“四菜一汤”，结果这“四菜一汤”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直至山珍海味一样不少、色香味样样俱全，公款吃喝愈加上了档次。有关规定明令不准干部为子女婚宴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有些地方就开始“变通”，限定婚礼车队不超过多少辆，酒席不超过多少桌。“变通”的结果，反倒使大操大办合理化、合法化，欲禁而不止了。
　　说实在的，有时候我真的佩服那把“经”念歪的“和尚”。土葬本来是违规的，可让他们那么一“念”，把骨灰装进盒子再埋进土里（当然还需要再加上给他的2000块钱）就合理合法了；公款吃喝本来是违规的，可经他们那么一“念”，山珍海味的“四菜一汤”就成了堂而皇之的“公务用餐”；干部子女婚礼大操大办本来是违规的，可让他们那么一“念”，热热闹闹的婚宴便隆重开席、浩浩荡荡的婚礼车队便畅通无阻……或问：公款吃喝的“四菜一汤”和“五菜一汤”、“六菜一汤”乃至“N菜一汤”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为什么干部家的婚宴上，16桌就不许，而15桌就“符合规定”？为什么由21辆车组成的车队就超标，而只要少一辆就可以放行？相信，那些“歪嘴”一定会有左右逢源的说辞。只可惜，“歪嘴”们竟然绝少能够遇到这类的提问。这才给了“歪嘴和尚”把“经”继续念下去的机会。
　　决不可低估了“歪嘴和尚”。他们能把“经”念歪是一种“水平”，能把念“歪”的“经”一贯到底地念下去，更是一种“能力”。正是因为他们把一本本的好“经”念歪，才有了诸如“36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之类的笑柄。不过，这些笑柄的生成似乎并非完全“归功”于“歪嘴和尚”。想想看，当“歪嘴和尚”把“经”念歪并造成不良后果的时候，有什么人做了多少给“歪嘴和尚”正嘴的工作？而能够把“经”念准、念正的“正嘴和尚”又到哪里去了？
　　不管就拉倒，要管就要管住。不但要反对把“经”念歪的“歪嘴和尚”，还要保证能够念准“经”、念好“经”的“正嘴和尚”到位、归位。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策规定的刚性原则不被软化、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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