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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见地

不良文风改向何处

以稿换稿 】  作者:贺恒扬   发布:2016年07月15日   阅读: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文风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文风问题为什么显得如此重要,其实质是什么,人民群众热议和关注之中又透射出怎样的期许?我想就这些问题,谈一些认识和体会。

不良文风的表现

改进文风绝不是一个口号,也绝不是要求一下就能够立即解决和改进,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之所以倡导全党要大力改进文风,就在于当前不少党政机关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突出,习近平同志将这些问题归纳为“长、空、假”。长: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空: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多,讲话稿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没可听性。假:夸大其词,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明、猜不透。我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对84个中央国家机关问卷调查,有 79%的人认为“现在不少会议讲话内容枯燥,容易使人昏昏欲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机关干部对改进会风、文风有强烈的要求。当前,不良文风是一个普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第一,闭门造车。一些同志调查研究很不够,满足于对下级检察工作情况的一般了解,掌握基层情况不深不透,做起文章缺少针对性。有的同志写文章无论是给领导起草讲话稿还是汇报工作发言,往往在网上东抄西摘,七拼八凑。有的将其他材料改头换面,稍加增删即拼凑出新文章,不会抄的完全原文照搬,甚至连早已过时的内容也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这些文章,对上,不能为上级机关或者领导同志提供可供参考、有价值的信息;对下,基层同志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听起来似曾相识,干起来无从下手。这样的文章没有针对性,不解决问题,基层同志不爱看、不爱听,也起不到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实质性作用。

第二,网络依赖。这些年互联网发展很快,为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很大便利。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些好的传统、好的做法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以前不少同志都有记读书笔记、随手剪贴资料的习惯,看到好的语句随手记下来,回过头来再细细地读一读、悟一悟,这是提高文字水平的一条“捷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厚积”就一定不会有“薄发”。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少了,不少同志习惯于网络上寻找所谓的资源、模板和公式,但写出的文章越来越没有自我、甚至越来越丧失自我。

第三,缺乏特色。一些同志文笔不错,但写出的文章总是没有特点,看了几遍还形不成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同志缺乏艰苦思索的精神,不善于在理解领会上级精神上下功夫,不善于在上下结合点上动脑子,不善于在解决问题上想办法,不懂得在个性化语言上辟溪经。至少这方面做得很不够。这样的文章只能是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通篇只会讲上级的话,讲别人的话,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基层同志批评这种文章是“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信息量。捕捉不到新思想,了解不到新情况,触及不到新问题,领略不到新思路,感受不到新办法,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老生常谈,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说者滔滔不绝,甚至口若悬河陶醉其中。二是浅。讲话抓不住关键,把不住要领说不出道理,讲不出门道,听的人只能是昏昏欲睡、暗暗叫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三是虚,没有新意。一些同志讲话写文章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活的东西,没有实的措施,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缺乏吸引力,缺乏实践性,缺乏可操作性。

第四,心态浮躁。现在有一种现象,大多数人不愿从事文字工作,认为做文章是个辛苦活,出力不讨好。有些年轻同志即使从事了文字工作,却很少下功夫研究材料、研究文字写作,或者不能静下心来学习,不注意日常积累,肚里没有东西,临时抱佛脚,更不用说满腹经纶了。其结果是写的文章,看起来洋洋洒洒,大一套小一,大标题套小标题,但缺少思想,没有观点,逻辑不严谨、语言不流畅,既没质量也没味道,既不实用,也没价值。

第五,语言乏味。这几年机关新进了不少人员,不少同志学历层次较高,但是做起文章,语言不生动、不鲜活,不会使用群众语言,不善于把专业术语、法律用语转换成老百姓听得懂、容易接受的通俗语言。一篇文章,一个讲话,颠来倒去,总就是那几个名词,带有一些书生气、学生腔,这样的语言,拼凑不出好的文章、材料,体现不出省院机关的水平,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

第六,功夫不到。每年印发很多文件材料,客观上讲是工作需要,大家也很辛苦,但实事求是地讲,确实存在首精品不够多的问题。究其原因,有工作忙、材料多,疲于应付的因素,但学习不刻苦、基本素养不到、研究问题不深、掌握情况不透、信息量不大是主要原因。同时还与深入调研不够、个人基本功底不扎实、文字表达能力不强、缺乏提炼、挖掘不深、视野不宽、站位不高、深入思考不够有很大关系。其实,讲话写文章是一个人综合素养的体现,是工作作风的体现,是领导能力领导水平的体现,是务实重干与否的体现。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写好文章讲好话的前提,一定是不断学习、不断提高,埋头苦干的过程。

应当提倡的文风

谈了什么是文风、不良文风的表现,那么应当提倡什么样的文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习近平同志针对文风存在问题,提出要在“短、实、新”上下功夫,力求简短精练,符合实际,富有新意。这是对全党的要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检察机关而言,我感到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好的文风必须讲实话讲真话。文章贵在言之有物、切忌空谈。毛泽东说过: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鲁迅提出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范文澜有句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1958年的浮夸之风,“文革”时期的极左之风,延安整风前的“党八股”都使我国文风受到很大影响,大家不敢说真实话、说心里话。现在一些人写讲话仍有这些毛病,比如动辄爱用“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等貌似宏大的语言,如果不深入阐述、注重说理,都是语言上假大空的表现。“立言以诚”是为文的根本,实话实说、直陈肺腑,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责任,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也更能打动人。讲实话讲真话讲短话,就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能讲一不讲二,要做专家不做教授;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空洞无物的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 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毛泽东同志讲话形象、真实、生动、实在。他笔下的愚公、白求恩、张思德,活灵活现。我们今天仍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些主人公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激烈震荡,所以讲出的话饱含深情、富于哲理,能深深植入人民心里,引起共鸣。这就是用心在说话。基辛格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文章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前外交部长黄华评价邓小平时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简单明确问题实质,果断并直截了当地做出了判断和决定。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话实实在在、情真意切,字字句句牵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真诚朴实,印象至深。他关于“中国梦”、“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亚洲乃至世界搞乱”的说法,或生动形象、或斩钉截铁,或底气十足,或体现出一个领导人的真本和真诚,耐人寻味。

好的文风必须讲思想讲深度。思想性是文章的灵魂。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认为“文以识为主”,就是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在于其思想性。讲话和写文章如果没有思想的深度、哲理的启迪,严密的逻辑思维,无论辞藻多么华丽,技巧多么高超,文笔多么流畅,描绘多么细腻动人,都如同白开水一杯,淡而无味。有思想有价值的文章,会让人过目不忘。韩国总统朴槿惠很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她蕴含了让我变得正直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其中该书引自《论语謘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句话,体现出的思想观点,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文章、讲话的思想性何等重要。

文章的思想性需要挖掘,挖掘才能有深度出新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讲道:“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思想如何挖掘呢?元朝有个文学家叫戴表元,文章清深雅洁,为文善于推陈出新,他有一个理论叫“三番来者”说。他讲:“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这段话十分精辟,基本意思是:大凡我们落笔之前,首先想到的意思,是最容易想到的意思,是你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的意思,也一定是你以前见过、听过的东西,所以多是一般化、老一套的东西,没有什么新意,即“陈言也”,可以抛开不用。第二番想到的意思,就会比较深入了,称为“正语也”。第三番来到头脑里的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而是上升到规律性的一些认识。“三番来者”之说,表明了人们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很符合思维规律的。挖掘文章的思想性,就是要善于把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把阐述的问题剖析透彻,把辩证的哲理表达清楚,把具体的问题概括起来,把相关的措施明确提出来。1978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经过反复推敲、十易其稿,经胡耀邦同志最后审定的,掀起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束缚,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理论基础,吹响了改革开放冲锋号,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产生了空前深远的历史影响。

好的文风必须讲问题讲办法。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陈云同志讲,“文章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文章影响力的大小,根本就在于是不是真正抓住了问题,是不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去写的”。一篇文章只有抓住问题、抓准问题,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才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问题越尖锐,文章就越实,起的作用就会越大。历史上的一些伟人就是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影响了历史发展,也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人生。许多好的文章,就是抓住了时代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的呼声,才流传百世。

文章是不是反映问题,问题抓得准不准,能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既是一个文风问题,又是衡量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水平能力的重要标准。讲话做文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办法从哪里来?只能从调查研究中来,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来。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源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毛主席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实际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作,不管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会让人感觉到醍醐灌顶、发人深省。1930年,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纠正一度甚嚣尘上的悲观思想;1938年撰写《论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持久抗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抗战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内在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倾向;1941年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要发挥职能,为大局保驾护航。同时,检察机关自身科学发展也面临不少具体问题,尤其是刑诉法、民诉法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国家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一些困难问题必将进一步凸显。我们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充分论证,有重点、有计划地逐步解决存在问题,扎扎实实推动工作开展。

好的文风必须讲简约讲短话。“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只言片语,可以掷地有声;三五百字,亦能打动人心。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中的文章都不长,最早的诗歌汇编《诗经》中的篇目也很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仅1052字。儒家经典的《中庸》含标点符号也只有4281字。《论语》都是一篇篇比较短小精悍的文章,然而表达出来的道理和意蕴却是非常深厚的。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为周恩来起草的工作报告只用了5000字,反响却非同一般。惜墨如金,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学一学。

米淘三遍沙粒少,文改数遍质量高;千锤百炼出好钢,再三修改出华章。海明威对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前后删改了200多遍,可以说是“砍伐了整座森林”,只保留下原稿篇幅的1/10。结果此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读者无不为他那无与伦比的洗练笔法所折服。古人说,文章的最高境界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深秋的树,经过数度秋风,干净得只剩下枝枝杈杈。我们要有这样的标准,有足够的耐心,做文章力求简短精练、要言不烦,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

可能有些同志认为,这些要求太高了、太难达到了。没有入木三分的分析力,深刻准确的判断力,简洁生动的表达力,很难达到“立片言以居要,收千里于方寸”的境界。

好的文风必须讲群众性语言、个性化语言、耳目一新的语言。机关公文要求准确,法律文书要求规范,但也有一个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讲话写文章是为了传播思想,要能打动人、说服人、影响人,首先要让人愿意读愿意听。有人曾经形容一些领导讲话是:与新社会群体插话,插不上去;与困难群体对话,对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训话,训不进去;与老同志谈话,给顶了回去。不全是文章不深刻,而是语言表达方式存在障碍,受众不感兴趣、听不进去的问题。时代在进步,环境在变化,要求在提高。讲话、写文章不仅要思想好,又要表达好,善于用群众性语言、个性化语言、耳目一新的语言沟通交流,拉近距离,才会有好的效果。这才是大家认可的好文风。讲话写文章要多用平实质朴的群众语言,特别是那些群众听得懂、能理解的语言,看似通俗,往往蕴含着耀眼的思想火花,比那些文绉绉的书面语言、纯理论语言和官样文章更受欢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就很注重用群众语言来写文章,许多大道理在他的笔下让人一听就懂。郭沫若曾由衷地感慨,“思想内容很艰深的东西,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

讲话写文章要多用个性化语言,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深刻理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2010年在本科生毕业典礼的演讲,2000余字把四年来的国家大事、学校大事、身边人物、网络热词融合一起,没有官话、套话、大话,富有个性、生动活泼,真情溢于言表,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生活,受到学子们的热捧,16分钟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其中几句话印象深刻,如白富美、甜素纯,道德要有底线、欲望要有上线、人生要有标线。

讲话写文章还要多用新颖性语言。所说的新颖性,并不是要去刻意求新,甚至搞文字游戏,而是有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表达。唐代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上写下一首诗,有两句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感慨一种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的场景,抒发一种一去不返的无奈和惆怅。后来诗仙李白到此也是百感交集,颇有诗兴,但揣摩半天未能跳出崔诗意境,只好作罢,并坦言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们做文章也要有这种精神,要善于发现亮点,抓住焦点,找到新点,对准视点,写出特色,写出新意。

总之,好的文风必须讲实话讲真话,好的文风必须讲思想讲深度,好的文风必须讲问题讲办法,好的文风必须讲简约讲短话,好的文风必须讲群众性、个性化的语言。好的文风是思想的引领,是能力的体现,是素质的养成,是品牌的确立,是境界的提升,是我们每一位同志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原载《学习时报》2013年04月29日第11版)

【来源:何新国讲公文写作新浪博客(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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