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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的治学之道

以稿换稿】  作者: 赵纪萍   来源: 职场文秘   阅读 次 【    】【收藏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高。他一生留下200多万字著述,其中包括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有一大批散文和书画作品。他的成就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他强调“其学必始于观书”,积累了丰富的治学思想。他所倡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再著书立说。

所谓“厚积”“博观”,是指广博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行严谨阐释。“薄”不是单薄,而是凝练、精要、准确、深刻,做到“发”则中的,“发”则中肯。苏轼认为,要想做到从容“约取”与“薄发”,必须以“博观”与“厚积”为基础。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一生都在践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理念。如他强调读书乃治学之根本,“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强调“读书万卷始通神”,“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博通经史,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学养,“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这使他在治学方面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写出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课”、“一书数过”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筑牢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作者由此感叹道:“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苏轼直到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部《唐书》抄完,而且接着又抄《汉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苏轼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他还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读《周易》的情形,“借示《易解》,略读数篇,已深叹服……此书常患不能尽通,得此全编,为赐甚重,且乞暂借,反复详味,庶几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作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苏轼曾在给王痒的信中分享了这一方法,“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这种治学理念目的明确,效果显著,能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辙对他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认为“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强调要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诗词中有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有对新政流弊的针砭,有对国家安危的关注,还有自己深切的爱国热忱。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后又作《凤鸣驿记》,建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吴中田妇叹》则如实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新政的不满。

苏轼留有大量的政论和史论,大都“以体用为本”,反映现实,切中时弊,反映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把“仁政”作为施政理想;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策略》阐释天下形势、政策弊端并提出方针对策;《策别》从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军旅四方面提出具体措施;《策断》提出安边御敌之策,其中见解非常有价值。

另外,苏轼本人最为看重的三部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更是他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的而写就。苏轼贬谪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东坡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东坡书传》。后来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又撰成《东坡书传》二十卷。苏轼曾说明自己写三部学术著作的初衷:圣人所传之大道早已被一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后人就更难识别道之大全和真伪了。苏轼对于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认为这三部著作能够担负起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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