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秘书陈布雷

陈布雷(1890-1948年)，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才华出众，20多岁就在报界享有盛誉，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

陈布雷(1890～1948年)中国浙江慈溪人。

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即今日的浙江省宁波中学)，后转入宁波效实中学(即今日的宁波市效实中学)，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即今日的浙江大学)。同年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事新报》主编。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35年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代理秘书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安葬于杭州市九溪社区上海市总工会疗养院2号楼东邻。

生平

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现属余姚市)

陈布雷手迹1907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学

1911年毕业，名列第四名

同年秋应上海《天铎报》之聘，任撰述，开始用“布雷”为笔名

1927年与潘公展同至南昌见蒋介石

同年加入国民党，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5月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

1928年，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创办《新生命月刊》。

1929年6月随蒋介石赴北平。

1929年8月至1934年4月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其间，1930年曾赴南京任国民党教育部次长)。

1934年5月任国民党军委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

1936年至1945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

1946年任国府委员。

1947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1948年11月13日自杀亡故，终年59岁

抗战时期，如椽之笔

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很需要身边有支笔杆子可供自己驱使。享有声望的陈布雷是理想人选。北伐军刚到南昌，蒋介石就派邵力子去上海邀请陈布雷去南昌晤谈。为延揽人才，蒋介石表现出谦逊姿态，陈布雷为蒋介石的“礼贤下士”所感动，不久即为他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

抗战时期，是陈布雷人生的一个高峰。1937年7月初，蒋介石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能变成北平……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这篇演讲稿，就是陈布雷起草的。抗战时期，陈布雷还有许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赞誉，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爱憎分明，私德无量

他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曾促成郭沫若顺利回国。陈布雷，正直清廉、秉公无私，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托人向他传话，“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而要为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服务。”作为国民党主管宣传的要员，陈布雷对一些进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发表了有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发出通缉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想回国抗日。为此，郁达夫找到了陈布雷，陈布雷答应为郭沫若说情。但蒋介石对郭沫若那篇文章仍耿耿于怀，

于是陈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一叠书说:“委座，据说，郭沫若这些年没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头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铜器铭文……学术成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现在，他想回国参加抗战，所想请示委座……”。这样，经陈布雷的说情，郭沫若才得以顺利回国。

“御用”写手，编织谎言

在民族大义上，国共可以团结御辱，但是，国共两党毕竟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陈布雷毕竟是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政权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在他任职期间，他曾参与起草过一些反共方面的文章，作出过一些违心事，替蒋编织过谎言，最典型的是为蒋编写《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原为抗日而兵谏，并无“弑君”、“篡权”之意，也听说了一些蒋在惊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拗蒋的旨意，只得惟命是从，但内心里却十分痛苦。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他并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笔达我所言”，“为人捉刀是苦恼的”。

自杀身亡，死得必然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陈布雷和女儿--两代悲歌事实上，陈布雷的死因非常复杂。综观陈布雷的一生，笔者认为，他的舍生弃世可以说是他几十年人生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必然结果。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另一方面，蒋介石看他无私心、淡名利，不介入派系纷争，忠实可靠，不但信任他，也很尊重他。凡此种种，都使陈布雷感激涕零，多次表示对领袖的“知遇之恩”将铭记不忘。

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察觉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眼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成了众矢之的，被作为“人民公敌”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这时，那个“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依然顽强地主宰着陈布雷的心灵，以前他也比喻过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难违夫子”。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陈布雷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深重灾难的一个侧影。

评价

陈布雷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与陈诚并称为蒋介石的“文胆武将”。

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陈布雷为人谨慎，也非常熟悉为臣之道，对蒋介石或同僚总是恭敬有加，无盛气凌人的傲气。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他廉洁自律，不拉帮结派，不贪污腐败，颇有“贤相”之风，被蒋介石称为“完人”。陈布雷为蒋介石撰写文稿无数，有诸多名句广为流传。如蒋介石在著名的庐山谈话中的“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等等。

但是，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老蒋看到这个报告的文本后，眼红了，生气地把报告摔到陈布雷的面前说：“看人家写得多好!”言下之意是：你从来没替我写过这么好的文章。当时，陈布雷也按捺不住，便顶了一句：“人家可是自己写的!”言下之意是：我不如人家，你呢?没有我代笔，你怕寸步难行。直把老蒋气得几乎要晕过去。

淮海战役失利之后，蒋介石在军政会议上，也表达了与崇桢皇帝相近的意思。大意为他如何如何英明，手下则腐败无能。追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见委员长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不反躬自省，反而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禁脱口而出：“一派胡言!”蒋介石愣了半天，脸色铁青地用家乡话说：“书生误国，看错人了。……散会!"，后来，陈布雷自杀了。

就文章而论，陈布雷与毛泽东的高下，自然泾渭分明。这个高与低，取决于文章本身技巧吗?当然不是。古人早就说过：“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

“文以识为主”，这个“识”字，指的是“见识”，“远见卓识”，它从何而来呢?一点也离不开世界观。(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92年第1期《陈布雷为什么写不过毛泽东》)

陈布雷也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不过，他的女儿陈琏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