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考试的防弊与作弊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开始于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对于打破自魏晋以来士族夫官僚利用九品官人法垄断仕途，造成政治腐败的僵硒，以及扩大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阶级基础，强化皇权．改善官吏素质．稳定统治秩序等．均有重太的作用。但这种新的选拔官吏的制度，也有许多漏洞。在隋唐时期，科举考试最大的弊端，是贵族官僚请托(即通过主持考试的官员走后门)成风。参加会试的士人，四处钻营，与主持考试的官僚相勾结，徇私舞弊。到唐朝中期之后，考试几乎是有名无实，  “请托大行，取士颇滥”。贵族官僚子弟基本上垄断了科举，“每岁策名，无不先定”，  “榜出，率皆权豪子弟“，无后台靠山的寒门子弟，即使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也很难考取进士，例如著名诗人杜甫，就是先后两次参加考试，结果都名落孙山。故当时的人说“及第不必读书”，主要是看有无靠山。这与科举取士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凭才学决胜负的主旨是相悖一的。
　　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取得更广泛的支持，为了改变唐朝科举考试的不正常现象，以便吸取更多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北宋初年即对科举制度做了多方改革。特别是逐步制订了防范考试舞弊的多种制度。主要有(1)锁院。这是为防止考官(宋代称为“知贡举“)与参试举人相勾结徇私的方法。唐代主持考试的部门和官员是固定的．大家都知道，故容易出现贿赂请托。宋朝的考官采取临时指定，由皇帝自己委派而且凡被指定“知贡举”的官员，接受命令后即刻住进考场(贡院)，并由专门负责的官员把舞院封锁，断绝来往，这样，使考试者无法和考官会面。(2)糊名。也叫“弥封”，即把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部分密封，代之号码，以防止考官阅卷时舞弊。  (3) 誊录。这同样是防止在试卷上做手脚，因为有的考官熟悉自己亲朋好友们的字迹，所以考完的试卷统统重新誊抄一遍，再送阅卷官评卷。为此专门设有“誊录院”，用大批吏役抄卷。(4)殿试。即是一种复试制度，参加会试被录取者，再由皇帝出题重考，最后决定录取与否以鼓名次的先后。除这儿项之外。还有“别头试”，凡与考官有瓜葛的考生，另外设考场，派专人监考。为防止考生入场挟带参考资料，于入场时须一一“搜阅”，甚至“解衣搜阅”。 
　　宋朝为防止科举考试喂的徇私舞弊行为，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周全至极。其中一些办法，使现代人都叹为观止。如誊录制，可以说是中外罕见的例子。这些制度的制订和实施，对于，维护考试秩序以及考试的公正性，是有一定作用的。宋以后的元，明，清各朝。科举考试也多数沿用宋朝这些办法。
　　但是，制定这么多条条框框，固然是不容易的。但是更难得是如何去实行，让它真正发挥作用，科举考试，从宋代开始，已经是地主士大夫们参政的主要途径，只有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才受重视，视为当官正途，才得到高官厚禄，由其他途径取得官职的，都被视为来路不正，当官起点低、升迁漫。所以，虽然宋朝的中高级官僚的子弟都可以依靠恩荫(官员按品级可以荫庇不同数量的子弟做官)出仕，但多数还是尽量争取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所以，每次参试举人都如过江之鲫，人数很多。尽管宋朝每科录取的人数大大超过隋唐，竞争依然是十分激烈的。官僚子弟中当然不乏有才气者可以自己顺利通过考试，但也相当多是不学无术的纨祷子弟，他们靠正常考试是根本没有希望的，获取功名就只能依靠非法手段。
　　北宋前朝．由于政权较稳定，立法执法比较正常，而且各种防弊制度刚刚制订，故执行上还较为严格。如真宗朝的大臣陈彭年，被派为考官，他的外甥落第，责怪他不帮忙，“怒入其第”，把他骂了一通。
　　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偏安江南的南宋时期，随着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狗咬狗的斗争日益严重，吏治废弛，贪污受贿，有法不依的、情况逐渐多起来，科举考试中的徇私舞弊就越来越突出。虽然防范措施很周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官镣地主们仍挖空心思。花样翻新，使防弊措施几乎成为一纸空文。更何况一些防患措施实行一段时间后就慢慢放松，形同虚设，如殿试，本是防止考官徇私的，刚始实行时。还较认真，部分在会试时侥幸过关的人在殿试时被淘汰出去。可是没多久，殿试就变成一种形式，只要通过会试。殿试基本上都通过。只是名次排列稍加变换而已。又如入场搜身，开始是“解衣趣阅”，非常严格，但不久遭非难，认为有辱斯文，放宽了，渐渐地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科举考试作弊的花样是很多的，主要的有，(1)通过考官走后门。虽然有锁院制度，但要作弊，还是有空子可钻的。一些考官，趁锁院之前及时向亲朋好友通风报信，据宋人笔记载，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就干过这事。据说他在元祐年间曾当过主考官，接受任命后在前往贡院前，就赶忙派自己的仆人把考题送给自己很亲密的一位姓李的举人。他的仆人到达李家时，姓李的恰好外出，仆人就把信放在桌子上。“这时刚好姓李的两个朋友来拜访，把试题给偷走，连夜仿苏东坡文风预先起稿，结果李的这两位朋友被录取，而李本人却落第，弄得苏东坡啼笑皆非。这事情虽不一定实有其事，但也反映即使在锁院制实行后考官还是有空隙徇私的。除了通过考官徇私之外，还可以请托当权的大官僚，因为他们有时亦参与选派考官  或预先得知人选。
　　南宋初权势熏天的秦桧。其子秦煊与孙秦埙，连中状元，用的就是这手法。据载在秦埙赴考的那一科，秦桧预先得知主考人选，让人把他请到家里，但终日不予接见，只让来人在一空室中等，室中没有任何可以消遣的东西，只在桌上放一篇“文采富艳”的赋，这位未来的考官穷极无聊，把赋反复细读致能背诵。晚上回家，对这次异乎寻常的邀请感到莫名其妙，几天后，任命下达，才恍然大悟，于是以在秦家看到的文章为考题，而秦埙终于获“首选”，象秦桧这样有地位，能如此巧妙进行请托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的则是通过试卷及利用贡院的胥吏差役，间接与考官通气。在考卷上“做暗记以私取”，有誊录制度也难不住，平素与考官相熟的人，就在行文上写上考官能弄懂的句子，使其明白。更多的人是贿赂贡院的胥役，和考官取得联系，有的人“虽一千缗．亦不惮费。”
　　(2)挟带参考资料进场。能和考官勾搭成奸者，非大官僚子弟；就是腰缠万贯的富豪，这还是少数的，更多的则是在进场时挟带。因为前期那种“解衣搜阅”的办法取消后，进场检查就很难彻底，况且宋代扩大科举规模，举人每科都达一二万人，要认真检查实在是不容易的，这就给举人们以机会，挟带问题，成为政府有关部门最伤脑筋的难题，屡下令禁止也无济于事，随身挟带。一般的书籍是难以办到的。应试者们颇费心思，有的自己动手，有的则雇人，把有关资料用蝇头小楷抄写，装订成便于藏掖的“小册”。后来卖书籍的书铺见有利可图，就专门印刷精巧的小册书籍，号称“夹袋册”，专门供应参试举子。这种明目张胆的行为，使政府大为恼火，大规模地对书铺进行检查，没收书版，焚毁成书，并一再下令严禁。但商人要赚大钱，举人要作弊，政府严禁也没多大效果，每次考试后，考场中总是“蝇纸满庭”。挟带盛行，举人们平时“书不必读矣”，赴考时花点钱买些“夹袋册”就万事大吉。  (3)请人代考。一些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平时根本不读书，腹里空空如也，所以只能请亲朋或出钱雇人代劳，以碰碰运气，之所以说是碰碰运气，因为除了亲友个别有实际能力，大多只是马马虎虎，雇来的人尤其靠不住，因为被雇的人如果真是满腹经纶，有把握考取，又何必“为他人做嫁衣裳”呢?能达目的，多数是即雇人又辅以贿赂贡院胥吏、考官，双管齐下才行。在南宋时这种作弊现象已经常发生，且往往牵涉官场，故即使抓住，官府也是张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复穷治”了。
　　总之，虽然科举制度在宋代已是日臻完善，防弊措施也日益严密，但还是防不胜防。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本身具有无法根治的顽疾。如官僚主义严重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等等，所以，封建国家政权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着想而逐步建立各种防弊措施，以维护科举制度的正常实行，而官僚士大夫则从自身利益而想方设法冲破各种防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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