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付假币的高招？

　　从古至今，只要有巨大利益的地方就有冒险罪恶伴随发生。我国古代自宋朝发行纸币开始，制造假币的行为就更加猖獗。例如南宋查获的一起伪钞案中，一次性起获假 币30万元，参与造假者53人，犯罪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明显呈规模化、团伙化倾向。元代铅山州(今江西铅山县)素以制造假钞闻名，吴友文所造假钞远至 江淮、燕蓟一带，他本人也以伪钞致富，豢养打手，常派人威胁告发他的人，甚至与官府中专门负责打击伪造假钞活动的官员对抗。
　　面对如此嚣张的伪钞犯罪活动，历代采取了形式多样的防伪措施，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种:
　　一、严刑峻法，奖惩并行，严禁伪币的制造和流通
　　古时针对民间的货币作伪，政府最直接的手段，便是通过法律的严厉惩戒来遏止作伪者的不法行径。太祖乾德元年(964年)七月颁行的《宋刑统》中规定:“诸私 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具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后乾德五年(967年)十二月又下诏:“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鎉钱等，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 送者罪之有差，敢私铸者弃市。”对于私铸铜钱者，不计铸造数量的多寡，皆处以死刑。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 ”，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限外犯者之有差，私铸之人作法处死”。南宋时期，由于铜的产量锐减，为了确保现有的铜材，对私铸铜钱者的处罚更 甚，除“私铸钱者绞”之外，对于相关失职人员亦有轻重不等的惩罚。再后来，随着纸币的出现，铸币额锐减，这时的纸币已经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其行用量大 且广。和铸币相比，纸币作伪更易而获利更丰。因此政府三令五申，严禁伪造，并进一步加重对违反者的处罚。当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律，并增设了支赐陈告 人的奖赏制度。具体说来就是惩罚伪造、包庇、转用伪币者，处分失察的官员和乡耆；奖赏告发人和自首者，奖励查获伪钞的官员。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定伪造会子法规定:“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宋代规定告发者赏银千贯，金代规定赏银三 百贯，元代规定除赏钞五锭外，还将犯人的家产全部赏给告发者。在这些奖赏之下，果然有不少造假者被捉拿，有效地起到打假的作用。此后，政府对会子法还进行 了不断的完善和充实。这些都是政府贯彻“严刑峻法，奖惩并行”原则，以严厉打击私铸伪币者的最好体现。
　　二、严格管制币材以杜绝作伪之源
　　铸造钱币需要铜、铁、锡等金属材料，制伪钞则需要钞纸。北宋时期，庄绰就已经指出货币作伪在于“物料宽剩，适足以资盗窃”。意思是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铜 源，盗铸者就会有足够的铸币资源，为了从源头上制止作伪，政府就应该采取禁铜、榷铁以及垄断钞纸等措施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当时控制币材的具体措施就包 括:禁止民间私自开采和冶炼原铜、私相买卖铜料、铸造铜器出卖等等，其目的在于截断不法之徒的私铸之源。宋代时期，民间铜器制造业不断发展，因此一些铜器 作坊商就借此机会私铸铜币以牟取暴利。为了集中币材以供宋朝政府铸钱之专用，根据《宋史》卷180《食货下二》的记载，宋朝法律就规定:“凡山川之出铜者 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宗雍熙元年(984年)也令江南诸州官府所处贮杂钱:“每贯及四斤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 其法。”
　　宋朝时期还规定，宫廷寺观法器、军器、铜镜、铜锣等铜制金属品均由官府制 造出售，民间不得自造，凡不宜官造的器物，如铜钟等物，则由有关方面提出申请，获准之后在官府派员监督下方可铸造，至于门上铜钉、铜饰等铜制品则一律禁 绝。通过上面这一系列的措施，宋朝官府收缴、集中了私人手中的大量币材，有效、充分地垄断了铜源，强化了它的货币管制制度。
　　精选币材纸币最 早出现在四川，当地官员在与制造伪钞活动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认为只要在制造印钞纸上多下功夫，选择一般人难以伪造的特制纸，便可有效地防 伪。为此，他们制作了光亮洁白、经久耐用精品纸专门用于印钞。史书记载，“钞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苛，民欲为伪，尚或难之”。朝廷的一些定点纸局所造 纸张比不上川纸，因此，川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印钞纸专用纸。这种纸张只许印钞，不准民间采购，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防伪钞。
　　三、收缴收兑私钱，阻止私钱在社会上的流通
　　只 要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就难以完全禁绝，就会有大量的私钱进入流通领域，对政府的钱法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已经铸造流通的私钱，古代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 相结合的办法，在严禁私钱流通的同时，用官铸法钱和谷帛等收兑私人手里的恶钱，再回炉重铸，力图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恶钱的数量。收兑政策毕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主要是国家财力有限，无法长期承受。法钱和恶钱的比价如果定得太高，政府财力不足，便无法将民间的恶钱全部兑换出来；比价太低，私人的恶钱不愿意拿 出来，又收不到效果。不过收兑政策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只要官铸和财政上的支持，还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宋 太祖初年铸宋通元宝钱，并于乾德五年(967年)下诏令诸州轻小恶钱和各种杂钱“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送者罪之有差”。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 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接着又于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下诏，收缴江南诸州私铸铅锡恶钱和各种轻小钱，令 “每千钱须重四斤，人家先蓄者，许令所在纳官敢有私贮而不以闻，及违禁而擅以贸易者，并论如法，募告者差定其赏”。以后宋朝政府还多次申明了这方面的法 规。通过收缴和收兑恶钱，对于整肃货币流通，维持货币的法定标准，控制私铸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民间的私铸现象也都有所收敛。
　　四、提高法币质量，改善工艺水平，加强货币本身的防伪功能
　　宋 代为保证钱币质量，在铸钱时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根据《游宦纪闻》卷2记载:“其勇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模沙、冶 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可知宋代铸币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之则。宋代史料之中还有许多钱官因铸钱质量不合格而遭受处分的记载，例如，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改置永平监大炉铸钱怯薄”，提点浙江等路铸钱坑冶、太常少卿钱昌武被罚铜十斤，监官侍禁崔坦差替，均受到处罚。
　　宋朝政府禁止使用“锲薄”、“铿恶”之钱，而且对铜钱的合金比例有着明确的规定:对铁钱的铸造，也有关于轻重和损耗等方面的约限。南宋理宗朝人洪咨夔所作 《大冶赋》云:“于是铸钱使考期会，辨铜令第其品……”铸钱所用的铜、铅、锡等金属材料是要由专人鉴别、验收合格后，方得交付使用的。这对保证钱币成色、 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铸钱工艺中最先实行的样钱制是翻砂铸钱技术出现之后，国家为划一铸币形式所采取的促使铸币规范化的 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仅对提高铸币的质量，禁止私铸钱币等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对宋朝以后钱币铸造中形式的样钱、母钱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印制图案古代纸币有的以著名画家的作品为图案。宋元时代的纸币图案以房屋、花鸟、人物居多，清代宝钞以龙的图案居多，外做花纹边栏，因图形复杂，作假者不易模仿。
　　书写文字古代纸币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上面印有大量文字，且均出自帝王或当时书法家之手，还有的印有刑律。印制的文字一多，则难以造假。
　　五、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减少私铸的产生
　　宋 朝时期，私钱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畅行无阻，往往得益于官钱的不足。正如宋人王禹偁在《江州广宁监记》一文中记载说:“与夫租庸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与为 表里资助国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无赖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则盗心不生矣。钱币益多，流四海而不匮用之，则盗铸几息矣。”指出了钱荒，流通中货币的不足，影 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私铸有了足够的理由，而增加官铸钱可以有效地预防盗铸现象的发生。
　　因此，宋朝时期为了顺应预防私铸钱币，同时也是 统一全国货币，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之需，就大力铸造钱币，发展铸钱业。宋太祖即位后就开始铸钱，但铜矿资源多处南方，所以最初铸造额较小。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江南转运使樊若冰建议在升、鄂、饶州设钱监，“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但由于矿源缺乏，铸 钱量无法增长。时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张齐贤致力于铜矿的勘察开采工作，为当时铸钱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小功劳。他访得南唐旧臣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 铜铅锡之所，又求当代铸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矿产资源的增多直接为铸钱提供了先决条件。铜矿在皇祐中 (1049—1053年)年产约500万斤，到元丰元年(1078年)增为1460年；而铅锡也同样有所增加。宋朝的铸钱业就在这样庞大的矿产资源上逐步 发展壮大起来。
　　为增加铸钱量，宋朝廷还设立对铸钱官的奖惩办法，例如宋神宗元祐时就曾下令:“岷州并通远军威远镇铸钱监官，任内铸到钱除支 费外，每净利三万贯减一年磨勘，幕职州县官占射差遣，六万贯循一资。二员者分受。”至此，就将主管官吏的升谪直接与铸钱额联系起来了，以促使提点官加紧铸 钱。
　　三、收缴收兑私钱，阻止私钱在社会上的流通
　　只 要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就难以完全禁绝，就会有大量的私钱进入流通领域，对政府的钱法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对于已经铸造流通的私钱，古代政府经常采取收与禁 相结合的办法，在严禁私钱流通的同时，用官铸法钱和谷帛等收兑私人手里的恶钱，再回炉重铸，力图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恶钱的数量。收兑政策毕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主要是国家财力有限，无法长期承受。法钱和恶钱的比价如果定得太高，政府财力不足，便无法将民间的恶钱全部兑换出来；比价太低，私人的恶钱不愿意拿 出来，又收不到效果。不过收兑政策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只要官铸和财政上的支持，还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宋 太祖初年铸宋通元宝钱，并于乾德五年(967年)下诏令诸州轻小恶钱和各种杂钱“限一月悉送官，限满不送者罪之有差”。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 规定铜钱每贯必须“四斤半以上方得行用”，凡不合标准者限一月送官，官给铜价。接着又于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下诏，收缴江南诸州私铸铅锡恶钱和各种轻小钱，令 “每千钱须重四斤，人家先蓄者，许令所在纳官敢有私贮而不以闻，及违禁而擅以贸易者，并论如法，募告者差定其赏”。以后宋朝政府还多次申明了这方面的法 规。通过收缴和收兑恶钱，对于整肃货币流通，维持货币的法定标准，控制私铸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民间的私铸现象也都有所收敛。
　　四、提高法币质量，改善工艺水平，加强货币本身的防伪功能
　　宋 代为保证钱币质量，在铸钱时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根据《游宦纪闻》卷2记载:“其勇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模沙、冶 金、分作有八，刀错水莹，离局为二。”可知宋代铸币有严格的工序要求和操作规范之则。宋代史料之中还有许多钱官因铸钱质量不合格而遭受处分的记载，例如，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因“改置永平监大炉铸钱怯薄”，提点浙江等路铸钱坑冶、太常少卿钱昌武被罚铜十斤，监官侍禁崔坦差替，均受到处罚。
　　宋朝政府禁止使用“锲薄”、“铿恶”之钱，而且对铜钱的合金比例有着明确的规定:对铁钱的铸造，也有关于轻重和损耗等方面的约限。南宋理宗朝人洪咨夔所作 《大冶赋》云:“于是铸钱使考期会，辨铜令第其品……”铸钱所用的铜、铅、锡等金属材料是要由专人鉴别、验收合格后，方得交付使用的。这对保证钱币成色、 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铸钱工艺中最先实行的样钱制是翻砂铸钱技术出现之后，国家为划一铸币形式所采取的促使铸币规范化的 一项重要措施。它不仅对提高铸币的质量，禁止私铸钱币等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对宋朝以后钱币铸造中形式的样钱、母钱制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印制图案古代纸币有的以著名画家的作品为图案。宋元时代的纸币图案以房屋、花鸟、人物居多，清代宝钞以龙的图案居多，外做花纹边栏，因图形复杂，作假者不易模仿。
　　书写文字古代纸币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上面印有大量文字，且均出自帝王或当时书法家之手，还有的印有刑律。印制的文字一多，则难以造假。
　　五、增加货币供应量，以减少私铸的产生
　　宋 朝时期，私钱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畅行无阻，往往得益于官钱的不足。正如宋人王禹偁在《江州广宁监记》一文中记载说:“与夫租庸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与为 表里资助国用，亦重事也。且夫工徒无赖聚一州而非便，散之则盗心不生矣。钱币益多，流四海而不匮用之，则盗铸几息矣。”指出了钱荒，流通中货币的不足，影 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私铸有了足够的理由，而增加官铸钱可以有效地预防盗铸现象的发生。
　　因此，宋朝时期为了顺应预防私铸钱币，同时也是 统一全国货币，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之需，就大力铸造钱币，发展铸钱业。宋太祖即位后就开始铸钱，但铜矿资源多处南方，所以最初铸造额较小。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江南转运使樊若冰建议在升、鄂、饶州设钱监，“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但由于矿源缺乏，铸 钱量无法增长。时任江南西路转运使的张齐贤致力于铜矿的勘察开采工作，为当时铸钱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小功劳。他访得南唐旧臣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 铜铅锡之所，又求当代铸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矿产资源的增多直接为铸钱提供了先决条件。铜矿在皇祐中 (1049—1053年)年产约500万斤，到元丰元年(1078年)增为1460年；而铅锡也同样有所增加。宋朝的铸钱业就在这样庞大的矿产资源上逐步 发展壮大起来。
　　为增加铸钱量，宋朝廷还设立对铸钱官的奖惩办法，例如宋神宗元祐时就曾下令:“岷州并通远军威远镇铸钱监官，任内铸到钱除支 费外，每净利三万贯减一年磨勘，幕职州县官占射差遣，六万贯循一资。二员者分受。”至此，就将主管官吏的升谪直接与铸钱额联系起来了，以促使提点官加紧铸 钱。
 

【来源：作者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