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中的武与侠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频繁的战争为武技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文学描写创造了社会条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造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盛的高潮，中国武侠文学的源头，也是在先秦显现勃勃生机的。

先秦散文大约可分两类：一类是孔子修删过的《春秋》等历史散文，一类是《孙子兵法》、《庄子》等说理散文。其中，前一类散文是历史上首次描写和歌颂舍生取义的侠者形象，而后一类自然是中国武学的技理基础。因此，这两类散文均为武侠文学提供了人物--侠者和武技--剑道，成为中国武侠文学的滥觞。

武与侠在先秦散文中处处可见，如在《战国策》这部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的史书中，就曾留下许多影响千秋的武侠文学篇章，塑造了众多侠者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燕策》中对侠者荆轲赴秦的描写，“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袒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发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在这种悲壮萧条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出来，成为千古绝响。《燕策》所写的荆轲等侠者特别是鲁仲连的倜傥奇伟、慷慨慕义、“不屈于诸侯”的精神，人物栩栩如生，维妙维肖。这些故事，状物酣畅淋漓，感情充沛沉雄，奠定了后世武侠文学汪洋恣肆的基础。

对金戈铁马的大战役的描写在《左传》中可以见到。《左传》中关于宣公十二年，晋、楚bì@①之战。其万马奔腾，战车相撞中，兵乱师朦的混乱场面的描写，虽言简而气氛场景可感可见，可谓开后代武侠文学中大X作战和马上打斗之先河，为《三国演义》、《水浒》和现代武侠小说的许多大场面的描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三国演义》中，写汉末魏、蜀、吴三国纷争，以长达八回的篇幅描写大X作战，特别是对“赤壁之战”、“火烧连营”等战争场面的描写，就有对“晋、楚bì@①之战”的借鉴。

另一类散文，即说理文，对侠者的精神内涵和武技理论作了初步的阐述。孔子所推重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不啻就是在推崇侠者精神。墨子的“必务求与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和“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被后世的侠者奉为行为准则，而他本人也被后人称为战国时期的大侠。老、庄这两位道教尊神也都对武技理论和侠者思想内涵的形成，做出过突出贡献。庄子的《说剑篇》就是既借剑喻理又阐述击剑理论的著作，并成为后世剑侠精神的精髓。《中华武术词典》说：“……武术比试形式的广泛出现，促进了武技的发展，当时的《庄子·说剑篇》就是中国最早的剑术理论著述。”对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庄子·说剑篇》对“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的议论，完全是治国安邦的道理，涉及了外交、内政、用人、法制、伦理等等，唯无剑术理论；剑术理论，“应当是关于使用剑进行技击的理论，即使广义地看，至多也只是扩展到与使剑技击相关的运气、凝神以及哲学原理等”。然而《说剑篇》不单有“剑士三千，日夜相击于前”的大场面持剑相击的记载，而且还对击剑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如“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就指出临战之际，当不弱不虚，以不堪一击的假象导致对方判断错误、求胜心切而强攻出击，我则视其出招，避其实而就其虚，迅猛出击，“开之以利”，则虽后发而应先至，给对方以重创。因此，对《说剑篇》持“非剑术理论”的人，显然没有看到它对剑术的精辟论述和对后世剑侠文学的哺育价值。

《庄子·说剑篇》对剑术理论，特别是对击剑战术策略的论述，还可用“越女”的剑术理论得以佐证。“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目，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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