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国家：汉唐史研究的新视野

近几年来，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视野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虽然这种概括自西方近代历史的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历史仍需检验，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角度。10月22日至2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社会与国家理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特别是在汉唐史研究中

的应用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展现了一批在社会国家关系视野下研究汉唐史的成果。会议由华师大历史系主办，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协办。世界著名汉学家谷川道雄率领11位日本学者与会，国内学者与会者有六朝隋唐史知名专家朱雷、张国刚、郝春文、牟发松等40余位。

23日上午，大会在新落成的华师大理科大楼开幕，华师大副校长罗国振致欢迎辞。适逢谷川道雄的代表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在沪出版，会议特地举行了此书的首发式。

在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53篇会议论文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侧面展开了汉唐历史变迁的研究。谷川道雄的《试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与牟发松先生的《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的国家化试析》，从总体上探讨了汉唐历史变迁中社会与国家的不同作用及其关联。谷川认为，所谓社会的国家化，是指国家统合、主导社会力量乃至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过程。他认为秦皇汉武时期，社会的高度国家化是统治者力图达成的目标，六朝时期以门阀政治为代表的国家社会化倾向，在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但这一倾向仍以隋唐时代社会的国家化为归宿。

在具体的研究上，郝春文《从冲突到兼容——中国中古时期传统社邑与佛教的关系》深入地方社会内部看外来佛教如何利用传统末端社会组织社邑的活动来影响民众日常观念。侯旭东《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立足于北朝村民的立场观察他们所面对的二级国家(朝廷、州县)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张国刚《国家与社会：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干预，他论述了国家意识向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渗透过程。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与佐川英治《北齐标异乡义慈慧石柱所见的乡义与国家的关系》等文则更突出社会的主动性与自立性。杨华描述了民间社会不断突破国家里社组织，自发结合形成“私社”的历史现象。佐川英治指出在北魏虽然力图打破民众地方性连带，然而一旦国家控制减弱，民众便借佛教思想兴起恢复连带关系的运动。

不少会议论文在方法与资料上都让人耳目一新。陈力《西汉时期咸阳塬地区地方社会的空间像———据文物地图资料和卫星照片的统计和分析》将卫星航拍手段引进历史研究领域，他根据遗址分布观察聚落的历史演变。孙继民《唐大中四年申岸撰墓志文考释》则首次公布了一通唐代墓志，并以墓志印证唐代史实。还有些论文对传统问题进行了再研究，得出新认识。王素《关于隋及唐初三省制的“南朝化”问题——以三省首长的职权和地位为中心》的报告阐释了国家机构的沿革变化，他认为隋唐三省制对南朝梁陈制度继承，补证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说。中村圭尔《东晋时期扬州的流民问题及其历史意义》重新研究东晋的流民政策，认为东晋政府对流寓到不同地区的流民有不同的政策，即让三吴地区的流民当地化，以强化王朝的经济基础；让扬州流民保持侨州组织，以保留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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