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陈独秀、张闻天和胡耀邦三任党的前总书记，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可惜这一传统过去在党内很难取得长久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优势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另一种传统，即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苏联斯大林高度集权的影响，被毛泽东归纳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中共中央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的也是这两个“社会历史的原因”，并指出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被称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说他在进入建设时期，“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制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可见，我们在过去很长时期，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的却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当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它表现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级干部委派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
    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也就是由于西学东渐引进了科学与民主而掀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党内的五四传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有时还可取得一定的主导地位。毛泽东1941年所说，我们党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说的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是从五四到大革命阶段。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的时期。照毛泽东的说法，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正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引进和倡导科学与民主，坚持五四精神和传统，使党在建立后得到迅猛发展，很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在党内也开创了一种自由民主、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我们说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如果指他的脾气暴躁，个性倔强，确是事实，他也承认，但是如果指的是他的思想和当时的领导体制，那就很不确切了。说他主张个人专制，是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旗手”对不上号的。那样，也不可能在他周围聚集像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人，更不会在党内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时期。其实，专制还是民主，一个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是否有言论自由。而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每年一次，会上发言争论，批评领导，既无限制，更无审查。陈独秀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不但在党的会议上，就是平时报刊上也允许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中央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出现公报私仇和制造冤假错案的现象。这哪像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
    毛泽东说的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是指遵义会议后和抗战头几年这段时间。人们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的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对“左”倾错误有深刻认识的张闻天。他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改个人专断的领导体制，大力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会议讨论决定，没有发生过哪个人挂帅拍板的事。他不只口头上号召“要全党实行民主”，而且付诸行动。对于党领导下的政权，只要条件许可，就实行全民普选制。例如我就参加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还亲自出马和我们军事学院院长郭化若竞选由几个单位组成联合选区的一名参议员。张闻天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离开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所以他很强调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和言论自由。他在1940年为中央起草的办理党校和关于文化人的两个指示中，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党校“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辩论问题的作风”；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指文化人)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在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党不但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党的力量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壮大；而且由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人人平等，不搞个人崇拜，还造成党内生活的生动活泼局面和一次理论繁荣的大高潮。
    除了先后出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张闻天外，在一个短时期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个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能使他以五四精神开创一个“我党生动活泼时期”。
    事隔多年，又曾经出现了一个同上述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多少有些相似的时期。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出现的一种比较宽松开朗的局面。
    早在1979年6月，他已顶着上层的压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呼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一担任中宣部长，他又要求宣传部干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胡耀邦继承五四传统并非无意识的，而是相当地自觉。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就对科学研究和重新评价陈独秀给予了带有首创性的推动。1984年，他过问和组织对陈独秀的研究和评价，亲自主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
    胡耀邦不但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说起了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他出任中组部长之初，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并且经过斗争，克服了阻挠，亲自参加了迎送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又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编辑领导小组。从此才启动了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
    这三位前任总书记，不但在坚持五四运动传统、弘扬科学民主精神上是相同的，而且都具有时代眼光和渊博知识，因而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先觉和前驱。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是著名的学者和大知识分子，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高和勤奋好学，所读政治理论书籍之多和对现时代认识了解之深，也是延安整风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中不多见的。
     （摘自《何方谈史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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