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曹操：一代强人的爱和怕

公元220年2月22日，汉魏王曹操在邺城的西郊出殡。一代强人在自然力面前，被迫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进退。 　　曹操是在1月23日于洛阳去世的，年66。《资治通鉴》记载，应在稍早一些时候，东汉的末代王朝更改了最后一个年号：“延康”。但曹操的健康每况愈下。曹操离世一个星期后，中原出现日食。 　　按照曹操的自述，他的人生愿望原本是“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在他离世之前，他已是位居诸王侯之前的魏王，更是汉王朝的实际控制者。 　　他的遗体被运到了黄河以北的邺城，墓地的位置是曹操自己选定的。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统治者，他在遗言中流露出对于土地的尊崇：“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此我择定西门豹祠的西原作我的寿陵，可在高地建坟陵地基，暂不封土，也不必种树。特别不允许占民良田，破坏生产的葬俗，切记!切记!他的遗言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即使贵为魏王后，60多岁的曹操仍然拖着偏头疼下田躬耕。   　　治世：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少年的曹操伙同袁绍干过一段时间的古惑仔，但绝大多数都限于恶作剧而已。曹操出身显赫，父亲和名义上的祖父都是朝廷重臣政声很好，他和“四世三公”的袁绍一块，都属于“大院子弟”。他从小就受到当时名人的重视，太尉桥玄和名士许劭将都对他有过极高的评价。这段浑浑噩噩时光应该很快就过去了。和曹操年龄相仿的夏侯惇14岁时，杀死了侮辱自己老师的人。曹操指责他的这个堂兄弟鲁莽。夏侯很郁闷，平时比自己还鲁莽的兄长，凭什么指责自己鲁莽。 　　但曹操面临的毕竟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他很快就对当政者彻底失望了。他辞去了公职，把自己关在家里。 　　曹操复出是因为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董卓得势后，曹操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洁癖，拒绝了董卓推举的骁骑校尉，改名换姓，逃回故里。 　　当时，他的铁哥们夏侯惇已经在老家陈留攒了一票人马。随后曹操仍以一副“热血青年”的形象，参与了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战。在一帮政治老油条和投机者组成的盟军中，30多岁的曹操是不多的慷慨激昂者：“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但没人搭理曹操的义愤填膺，包括后来指责他是汉贼的人。曹操便自己带着人马往西进攻，但被董卓打得大败，如果不是曹洪，几乎连命都丢了。败逃的路上，士兵哗变，“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乃得出营”。 　　史书没有交代曹操败后的“政治苦旅”。但他“热血青年”的坦荡历史，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他所呈现的，便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奸诈、冷酷形象。   　　离世：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 　　曹操预感到死亡的临近，是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他提出了自己陵墓的几个原则：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杀人无数的曹操暴露出他温情的一面。他曾在病危中唠叨：“我这一辈子，想来想去没有几个对不住的人。但是如果我死了，到了阴曹地府遇到子脩(曹昂)，他如果问我，‘我妈妈在哪里呢?’我将何辞以答!” 　　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没有生育，曹操另一位刘夫人生了曹昂和清河长公主后就死了，曹昂归丁夫人抚养，母子俩感情很深。曹操在宛城召张绣的婶婶侍寝，激怒了张绣，曹昂在兵乱中为保护曹操战死了。丁夫人为此又伤心又气愤，成天哭个没完，说：“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后来就跑回娘家去了。 　　过了些日子，曹操想念丁夫人了，就主动到岳父家去找。丁夫人正在织布，不搭理曹操，曹操径直走到丁夫人身后，拍着丁的肩膀，轻声地说：“跟我坐车回去吧!”丁夫人是既不回头，也不搭理曹操。曹操陪了很久小心，仍见夫人不理，就退了出去。走到门口，还是不忍心，又叫道：“真不回去了?”丁夫人还是不理他，曹操只好说了一句：“真诀矣!”失望而归。 　　曹操的临终温情，还表现在他对小儿子曹干的惦念上。曹死时，曹干才5岁。于是曹操又专门给曹丕下了一道遗令：“此儿3岁亡母，5岁失父，以累汝也。”因为有这道遗令，后来曹丕对曹干，颇有些“长兄如父”的样子。 　　但这种温情，是伴随着残酷的政治绞杀的。在确立曹丕的政治地位后，为了削弱曹植的势力，曹操先是寻找机会清除了曹植的心腹杨修，又采取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手段击打曹植，曹植的妻子因为穿着华丽的衣服去铜雀台，被曹操赐死。   　　身后：超世之杰，酷虐变诈 　　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华丽，《魏书》说曹操后宫很少穿着华丽锦绣，鞋子都只有一种颜色，帷帐屏风坏了，也就修补一下继续用。他生前的节俭，和死后的简葬，应该是一脉相传的。 　　曹操最后所享有的声誉，便是他提倡的简葬。他在临终前的《遗令》中，以“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也”为由，从自己做起，对古时丧葬之礼提出了挑战。 　　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曹操被称为“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而在这几个大大的称号后面，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魏书》着重称扬了他的军事才能，说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还“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裴松之在注释《三国志》时，则突出了曹操的多才多能，说他“才力绝人”，能“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经在一次狩猎中射雉六十三头；同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瞒传》则刻画了曹操的日常生活形象：“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与宾客欢宴时讲了一个笑话，就乐得头撞案几，头巾都沾上了汤汁。随和快乐的曹操同时又有非常危险的一面，下属中有谋划胜出他的，他就会嫉恨而借故杀害，一个昔日的仇人跪在他的面前请求宽恕，曹操却说，“跪可解死邪!”遂杀之。对此裴松之注释《三国志》时概括为四个字：“酷虐变诈”。 　　相较于形象和性格中的其他方面，“酷虐变诈”已经成为后世对曹操的主要认识。无论曹操如何多才多艺，如何勤俭随和，如何以“齐桓”“晋文”自况，他的形象随着《三国演义》一类民间文艺作品的流传，已被固化到了一个大奸大恶的脸谱之上。 　　这无疑是曹操最为害怕的，在他成功地成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之后他致力于消减自己的恐惧：他不敢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他自减食邑，以求“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在离世之前，他为自己做了“简葬”的安排，最后一次向世人表明了他追慕先贤的心思。他曾经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剖白过自己内心最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在他身后却完全变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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