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讨论—

　　摘  要：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孔子的《春秋》不是学著作，而是一部蕴含作者丰富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具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疑古学派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这是秦汉之前学者对其性质的基本认识。汉魏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成为主流，晋人杜预首倡《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在此后古文经学独盛的千余年间，学者多承继杜说余绪，视《春秋》为史学著作。[1]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强调“《春秋》非史”，清人皮锡瑞便是其中之一。皮氏的“《春秋》非史”说在很大程度上抛开门户之见，探赜索隐，发明旧说，这在近代学术史上非常值得重视。本文拟结合皮氏的有关论著，对其“《春秋》非史”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并就近代学术史上《春秋》性质研究的失误略加评述。
　　一、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学者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与同期稍后的廖平、康有为等人并为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皮氏生平论著颇多，其中以《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他的“《春秋》非史”说集中反映在后一著作中。该观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作者的主观动机及论著本身分析，认为《春秋》不是史学著作。
　　皮锡瑞认为，经学著作与史学著作不同，二者的区别之一是在撰写主旨上。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2](第50页)这就是说，史学著作旨在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据事直书”），政治学（经学）著作则以发表政治见解，阐述政治思想（“垂世立教”）为目的。皮氏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学史的基本规则的，实际上,即使那些早期的史学家，也都将记载史实作为撰写史学著作的第一要务。希罗多德就说过：“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3](第525页)罗素认为：“近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似乎把真实性看做是构成历史学的全部价值之所在。……而且，尽管这一学说在实践上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然而它却荡漾在许多人的心目之中，作为是学术研究应该逐步与之相接近的一种理想。”[4]（第1—2页）司马迁也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将“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作为其撰史的立足点。[5]章学诚所说，“夫史为记事之书”[6]（第52页），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春秋》的撰写主旨不同于史学著作，即不以记载史实、保存史料为目的，这是皮锡瑞力主“《春秋》非史”的第一条理由。皮锡瑞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2]（第2—4页）皮氏的论据或引自《孟子》，或见于《史记》，或系先秦宿儒旧说，或出上古良史之口，当然不能以“伪造”或“陋见”之名加以否定。
　　其次，从内容方面来看，《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史实。史学著作应该尽可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罗素说：“历史学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又说：“历史著作应该以研究为基础——要想反驳这种意见将会是荒谬的。因为唯有它们才包含着有关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证据；而且不真实的历史显然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4]（第1—2页）换言之，未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的著作是不具备史学著作资格的。皮锡瑞认为，《春秋》系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成书后的《春秋》文从简略，许多史实遭到删修，因而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关于这点，即使持《春秋》为史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宗侗说："苟只有《春秋》而无《左传》，则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详情细节多待《左传》所记以说明，《左传》实我国史学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7]（第23页）魏应麒认为："实则《春秋》之文字，简略已甚，王安石所讥为'断烂朝报'者，非藉传以明之，不仅褒贬不可知，即事迹亦不能晓。"[8]（第75页）周予同先生也质疑道：“而且历史以忠实记录事迹为第一义；明明是晋文公取得霸权，叫周天子到河阳去会盟，而《春秋》偏要为周天子装架子，写下了‘天王狩于河阳’的堂皇的语句，这算为什么吗？”[9]（第497—498页）孔子《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历史，皮锡瑞对此有精到的论述，他说：“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2]（第22—23页）所谓“借事明义之旨”，就是指孔子借史学的形式来表述政治思想，皮氏解释道：
　　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托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实者，不益深切著名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驳《公羊》之义，……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贬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2]（第22—23页）
　　这段评论公允质朴，足以服人。假如有人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企图通过《春秋》了解当时的历史，那才是真正的非愚即诬。
　　2、主张《春秋》是一部经学（政治学）著作。
　　皮锡瑞认为，《春秋》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这首先表现在《春秋》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政治思想。他说：“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2](第1页)又说：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从舜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推尊之如此之至。[2](第1页)
　　皮锡瑞认为，“微言大义”是《春秋》的核心内容，因而最能反映论著的性质。既然这样，那种仅根据《春秋》的形式便断定其为史学著作的看法就显得草率而浮浅，甚至有得言忘意之嫌。
　　其次、《春秋》的主要价值在于政治方面。皮锡瑞说：“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2]（第13—14页）《春秋》的政治意义究竟表现在何处呢？皮氏说：“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大义。”[2]（第25页）这就是说，《春秋》微言大义的晦涩，《春秋》政治功能的衰竭，是由今文经学的历史命运决定的，并不能据此否定《春秋》的政治学性质。《春秋》的政治功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得到复苏，为人所重，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对《春秋》性质最好的说明。
　　3、指出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的始作俑者是西晋古文经学者杜预，认为学者经、史不分的看法是错误的。
　　皮锡瑞引宋人刘敞语曰：“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2]（第77页）他说：“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2]（第2页）既然经史体例不同，《春秋》是政治学著作而非史学著作，那么为什么许多学者都视《春秋》为史学著作呢？皮锡瑞认为这是受西晋古文经学者杜预“经承旧史”说的错误影响所致。杜预《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经承旧史”说认为《春秋》继承了鲁史“旧章”和周公“垂法”，无所谓夫子的微言大义，因而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著作。[1]皮锡瑞就此批评道：
　　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抄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抄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2]（第3—4页）
　　“经承旧史”说抛开孟子、司马迁等人旧说，以《春秋》为史学著作，乃是汉魏以后古文经学盛行的产物。孟子为战国宿儒，当时尚无所谓今古文之争，又以其去古不远，其说必有所据；太史公之时，今古文经学之争未炽，其说较为公允近实，岂容轻易否认？然而，“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2]（第70页）此类错误甚至历代贤智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者亦莫能外，皮锡瑞批评道：“说《春秋》者，唐刘知几为最谬。”[2](第62页)他说：“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2]（第77—78页）又说：“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2]（第70页）王安石以《春秋》为史，讥之为断烂朝报，事见《宋史》卷327：“（王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至于欧阳修效仿《春秋》大义，纂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更是史学史上的败笔，皮氏引清儒王鸣盛语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与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风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2]（第78—79页）
　　总之，皮锡瑞认为，经史不分的观点既不符合史实，而且有害于学术本身。他说：“《春秋》是经，《左氏》是史 ，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2]（第2页）所以，“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2]（第50页）
　　二、“《春秋》非史”说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
　　“《春秋》非史”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与皮氏学术的命运紧密相关。如上文所述，皮锡瑞是晚清今文经学家，又是当时的一位家，这种学术出身和政治立场难免对他的学术活动有所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周予同先生就曾指出：“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所以如《经学》、《五经通论》等书，对于初学者，真可称为‘循循善诱’。”[9]（第100页）“《春秋》非史”说正是皮氏“整理旧说”的一项具体成果。皮锡瑞治学的门户之见不强，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这是他的胜人之处。正如周先生所云：“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9]（第98—100页）皮锡瑞的学术兼采古今，“《春秋》非史”说无疑是他“持论平允”的一个例子。
　　但在门户森严的近代学术史上，“持论平允”乃是学者大忌，当时的古文经学家章炳麟便批评说：“（皮锡瑞）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9]（第100页）皮锡瑞的确主张会通《三传》，语见《春秋通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2]（第19页）
　　古人治经最讲严门户，守家法，否则便难逃“数典忘祖”之讥，“持论平允”的治学风格正好注定了皮氏学术的悲剧命运。梁启超、钱穆二先生在各自所著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不惜笔墨记述康有为、廖平，却对皮锡瑞的学术成就未置一辞，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谈到皮氏时也只用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以致周予同先生在为皮氏《经学历史》写序言时竟有“不足”的慨叹：“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此。他的生平，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9]（第101页）
　　在这种偏见的左右下，“《春秋》非史”说之不为学者所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从近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春秋》非史”说的重要学术价值却是不容抹煞的。
　　首先、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批判性地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公案。明人郝敬说：“《春秋》一书，千古不决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10]此说堪称精当。《春秋》性质之争因经今古文之争而起，千余年来聚讼不已，原因在于学者惮虑于门户和政治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允。皮氏学宗今文，但能兼采《三传》，不走极端。在近代学者众口一词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大氛围中，皮氏的见解就显得更是难能可贵，“《春秋》非史”说虽未能显赫一时，却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这是它在经学史上的价值。
　　其次、“《春秋》非史”说对于那些有强烈政治情结的史学从业者来说无异于一次当头棒喝，这是它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价值。受古文经学和疑古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的许多论著都将《春秋》视为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1]（第29页）李宗侗认为：“《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7]（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述。[12]（第16页）强调《春秋》为史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微言大义的价值在于政治而不在史学，已如前述。因此，重新发掘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的内涵，对于人们正确判断史学的性质和功能，认清当代史学的趋势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三、结语：兼评近代的《春秋》性质研究
　　众所周知，《春秋》性质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通常是那些政治斗争形势严峻的时期。《春秋》性质之争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斗争双方角力的利器，谁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人心，谁便在斗争的天平上多得了一分胜算；两汉和清末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这样，20世纪20、30年代反封建思潮影响下的经学研究也不外乎此。
　　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是近代《春秋》性质研究的主流，这与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恰好相反。二十世纪以来，疑古学派较早将打倒孔子与推翻经书权威两者联系起来。疑古学派讨论《春秋》性质的论著颇多，其中就包括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以及周予同的《<春秋>与<春秋>学》等文，周先生更是将“《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作为“研究《春秋》学，首先便要碰到的三个问题”之一来看待。[9]（第493页）1925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论<春秋>性质书》中指出：关于《春秋》一书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象反对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氏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13]（第275—276页 ）钱氏虽勉强认为《春秋》是史学著作，但尚且缺乏自信，所以又说：“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13]（第275—276页 ）而在数月后另一封回顾颉刚的信中，钱氏便自信地断定：“《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是在确当之至。”[13]（第280页）细绎文义，两封信前后语气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转变与20年代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当时的中国社会，孙中山、梁漱溟等人力图借孔教兴国，尊孔复古之风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人们只要翻翻《古史辨》第二册中收录的1926年厦门大学庆祝“孔子诞辰”的文章便可想见。在此背景下，思想进步者欲“塞梁漱溟氏辈之以孔教代表东方文化，及晚近之孙中山先生孔子化之误谬思想”[14]（第143页），最有效的方式当然莫过于径直宣布《春秋》为史，与孔子本无关系了。
　　对于钱玄同的主张，即使周予同先生也不予苟同，他说：“钱先生根据‘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论上的归纳方法，说《春秋》和孔子根本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根据《春秋》以及后来‘<春秋>学’的内容来说明孔子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的确是中国学术思想世上的一个大问题；但究竟这问题太大了，所以除钱先生自己外，和钱先生同调的胡适先生也就不肯冒然接受。”[9]（第494页）
　　30年代的中国社会，除了反封建之外，又增加了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的任务。而在当时斗争的需要下，即使周先生本人也错误判断了《春秋》的性质，他说：“平心而论，《春秋》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初期的历史著作。”[9]（第497—498页）周先生否认《春秋》是政治书，目的在于反对时人借《春秋》的政治思想进行奴化，他说：“而《春秋》呢，不仅政治理论家们还在利用它，汉奸们也在利用它；不仅中国人还在利用它，日本一部分人也在利用它。这两千四百年前的断烂不全的经典居然在现在人们的心里或手里活跃着，这确是文化上一个值得讨究的问题呢。”[9](第492页)这显然是有感于《春秋》在当下局势中助纣为虐而发的慨叹。
　　周先生对《春秋》性质的看法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点朱维铮先生也有评述：“如所周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抨击纲常名教，揭露神道迷信，痛斥偶像崇拜，批判家族制度等等，起过极大的启蒙作用。周先生也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因此，周先生觉得，使青年文史学者‘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9]（第834—835页）又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周先生的旧著内，不但时常看到他对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冒出怒火，而且时常看到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卖国的反动行为直接发出冷潮和抗议。”[9]（第836页）生活于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或游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或出于正义而慷慨陈辞，以致偏离学术的轨道，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走过的道路，周先生无疑也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中国的许多史学史研究者，如金毓黻、李宗侗、刘节、白寿彝等先生，都将《春秋》界定为“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著作”，这也是受上述《春秋》性质研究的错误影响所致。
　　无庸讳言，21世纪的今天，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中国经学史、史学史的研究也早已提上日程。学者们再也不必为忌讳门户之分而言不由衷，对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的学术价值，人们也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了。
 
　　[1]晁天义.《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2002，（6）：112—117.
　　[2](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古希腊）希罗多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英）罗素.论历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李宗侗.史学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8]魏应麒.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9]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朱尊彝 .经义考[M] (卷168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0.
　　[12]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教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3]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On Pi Xirui’s Theory of ChunQiu is not a History Works and the Reserch of  Chunqiu's Property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Abstract:Pi Xi-rui,a Jinwenjing scholar in Qing Dynasty,thought that ChunQiu is a political works,but not a history works.The point of view illuminated ChunQiu's property correctly and clear up a mistake prevailed for a long time.This point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most of the scholar in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did not solve the question exactly.
　　Key Words:Pi Xirui,the theory of ChunQiu is not a history works;the school of doubt ancient history
　　二、“《春秋》非史”说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
　　“《春秋》非史”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与皮氏学术的命运紧密相关。如上文所述，皮锡瑞是晚清今文经学家，又是当时的一位家，这种学术出身和政治立场难免对他的学术活动有所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周予同先生就曾指出：“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所以如《经学》、《五经通论》等书，对于初学者，真可称为‘循循善诱’。”[9]（第100页）“《春秋》非史”说正是皮氏“整理旧说”的一项具体成果。皮锡瑞治学的门户之见不强，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这是他的胜人之处。正如周先生所云：“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9]（第98—100页）皮锡瑞的学术兼采古今，“《春秋》非史”说无疑是他“持论平允”的一个例子。
　　但在门户森严的近代学术史上，“持论平允”乃是学者大忌，当时的古文经学家章炳麟便批评说：“（皮锡瑞）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9]（第100页）皮锡瑞的确主张会通《三传》，语见《春秋通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2]（第19页）
　　古人治经最讲严门户，守家法，否则便难逃“数典忘祖”之讥，“持论平允”的治学风格正好注定了皮氏学术的悲剧命运。梁启超、钱穆二先生在各自所著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不惜笔墨记述康有为、廖平，却对皮锡瑞的学术成就未置一辞，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谈到皮氏时也只用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以致周予同先生在为皮氏《经学历史》写序言时竟有“不足”的慨叹：“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此。他的生平，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9]（第101页）
　　在这种偏见的左右下，“《春秋》非史”说之不为学者所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从近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春秋》非史”说的重要学术价值却是不容抹煞的。
　　首先、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批判性地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公案。明人郝敬说：“《春秋》一书，千古不决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10]此说堪称精当。《春秋》性质之争因经今古文之争而起，千余年来聚讼不已，原因在于学者惮虑于门户和政治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允。皮氏学宗今文，但能兼采《三传》，不走极端。在近代学者众口一词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大氛围中，皮氏的见解就显得更是难能可贵，“《春秋》非史”说虽未能显赫一时，却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这是它在经学史上的价值。
　　其次、“《春秋》非史”说对于那些有强烈政治情结的史学从业者来说无异于一次当头棒喝，这是它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价值。受古文经学和疑古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的许多论著都将《春秋》视为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1]（第29页）李宗侗认为：“《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7]（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述。[12]（第16页）强调《春秋》为史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微言大义的价值在于政治而不在史学，已如前述。因此，重新发掘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的内涵，对于人们正确判断史学的性质和功能，认清当代史学的趋势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三、结语：兼评近代的《春秋》性质研究
　　众所周知，《春秋》性质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通常是那些政治斗争形势严峻的时期。《春秋》性质之争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斗争双方角力的利器，谁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人心，谁便在斗争的天平上多得了一分胜算；两汉和清末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这样，20世纪20、30年代反封建思潮影响下的经学研究也不外乎此。
　　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是近代《春秋》性质研究的主流，这与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恰好相反。二十世纪以来，疑古学派较早将打倒孔子与推翻经书权威两者联系起来。疑古学派讨论《春秋》性质的论著颇多，其中就包括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以及周予同的《<春秋>与<春秋>学》等文，周先生更是将“《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作为“研究《春秋》学，首先便要碰到的三个问题”之一来看待。[9]（第493页）1925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论<春秋>性质书》中指出：关于《春秋》一书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象反对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氏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13]（第275—276页 ）钱氏虽勉强认为《春秋》是史学著作，但尚且缺乏自信，所以又说：“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13]（第275—276页 ）而在数月后另一封回顾颉刚的信中，钱氏便自信地断定：“《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是在确当之至。”[13]（第280页）细绎文义，两封信前后语气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转变与20年代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当时的中国社会，孙中山、梁漱溟等人力图借孔教兴国，尊孔复古之风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人们只要翻翻《古史辨》第二册中收录的1926年厦门大学庆祝“孔子诞辰”的文章便可想见。在此背景下，思想进步者欲“塞梁漱溟氏辈之以孔教代表东方文化，及晚近之孙中山先生孔子化之误谬思想”[14]（第143页），最有效的方式当然莫过于径直宣布《春秋》为史，与孔子本无关系了。
　　对于钱玄同的主张，即使周予同先生也不予苟同，他说：“钱先生根据‘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论上的归纳方法，说《春秋》和孔子根本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根据《春秋》以及后来‘<春秋>学’的内容来说明孔子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的确是中国学术思想世上的一个大问题；但究竟这问题太大了，所以除钱先生自己外，和钱先生同调的胡适先生也就不肯冒然接受。”[9]（第494页）
　　30年代的中国社会，除了反封建之外，又增加了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的任务。而在当时斗争的需要下，即使周先生本人也错误判断了《春秋》的性质，他说：“平心而论，《春秋》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初期的历史著作。”[9]（第497—498页）周先生否认《春秋》是政治书，目的在于反对时人借《春秋》的政治思想进行奴化，他说：“而《春秋》呢，不仅政治理论家们还在利用它，汉奸们也在利用它；不仅中国人还在利用它，日本一部分人也在利用它。这两千四百年前的断烂不全的经典居然在现在人们的心里或手里活跃着，这确是文化上一个值得讨究的问题呢。”[9](第492页)这显然是有感于《春秋》在当下局势中助纣为虐而发的慨叹。
　　周先生对《春秋》性质的看法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点朱维铮先生也有评述：“如所周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抨击纲常名教，揭露神道迷信，痛斥偶像崇拜，批判家族制度等等，起过极大的启蒙作用。周先生也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因此，周先生觉得，使青年文史学者‘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9]（第834—835页）又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周先生的旧著内，不但时常看到他对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冒出怒火，而且时常看到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卖国的反动行为直接发出冷潮和抗议。”[9]（第836页）生活于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或游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或出于正义而慷慨陈辞，以致偏离学术的轨道，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走过的道路，周先生无疑也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中国的许多史学史研究者，如金毓黻、李宗侗、刘节、白寿彝等先生，都将《春秋》界定为“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著作”，这也是受上述《春秋》性质研究的错误影响所致。
　　无庸讳言，21世纪的今天，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中国经学史、史学史的研究也早已提上日程。学者们再也不必为忌讳门户之分而言不由衷，对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的学术价值，人们也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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