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国无能但利身

    
    一
    徐世昌呱呱坠地之际，“其状貌端秀，头角峥嵘，长老皆许为大器”。然而，徐的脑子却并不灵光，尤其是应试能力较差，科考每每积极参与，成绩次次名落孙山。白驹过隙，一转眼徐世昌已近而立之年，往日的那股锐气消磨大半，他也感到入阁拜相的理想似已距自己渐行渐远。
    就在徐混沌潦倒之际，生命中的贵人袁世凯不期而至。为了生计，徐四处奔波，为人充当幕宾。一次，徐赴陈州谋职，恰袁世凯亦居此地。袁本一纨绔子弟，终日呼朋引伴，骑马喝酒，临到考试之际，便请人捉刀代笔，此行径颇招致当地士绅之微词。徐世昌自然慕名而来，他与袁世凯的终生交谊也由此开始。
    从此，富家公子与穷酸书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联手将清末政局搅了个天翻地覆。
    相识不久，徐又要赴京赶考，但苦无川资。身为“富二代”，袁世凯自然不能坐视不理，遂慷慨解囊，替徐买单，二人也不得不依依惜别，这一别竟是整整十六年!
    二
    1895年9月3日，徐、袁二人于阔别十六年后重逢。两人此时身份已是判若霄壤，一个仍是可有可无的七品闲差，一个则为朝廷新晋的练兵大臣，不过彼此间那份手足情谊却如同藏于地窖中的陈年佳酿经久弥香，愈加醇厚。眼见老大哥(徐年长袁世凯四岁)处境尴尬，袁世凯自然心有不忍，决定好好拉兄弟一把。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徐世昌广交朋友。
    正是凭袁之引介，徐世昌与陈炽、康有为、文廷式、梁启超、沈增植兄弟、李提摩太、李佳白、杨锐、郑孝胥等人交往，很快融入当时主流社交圈中。
    之后的故事似乎大家都耳熟能详，袁举荐徐入自己幕府，助其小站练兵。经过几番锤炼，徐终成大器，一跃成为清末政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应当说，若无袁之倾力提携，绝对不可能有日后之徐世昌。
    清末官场，有两条所谓仕途之终南捷径：一是商部，载振把持；一是北洋，袁世凯掌控。载振乃庆亲王奕劻之子，袁世凯同奕劻早已沆瀣一气，与振贝子也是拜把子兄弟。作为袁的好哥们，徐世昌也尽享近水楼台之便利，有机会染指这两条捷径，成为潜规则的受益者。1903年，载振出任商部尚书，开始招兵买马。他屡次听袁世凯讲徐如何贤能，怎样高明，于是特保授徐为商部左丞，这在当时政界可谓轰动性事件。徐之前仅是六品撰修，一跃破格升为三品商部大吏，这在整个清代也堪称异数。
    此后徐之仕途可谓一片光明，其为官之道也愈发纯熟老练。
    三
    来自基层，熟悉社会各种势力的运作机制；位极人臣，洞察朝中皇亲国戚的实际情形；工于心计，深谙政治斗争的游戏规则；深藏不露，终日一副老成持重的忠臣形象。具备如此出众的综合素质，袁世凯自然将徐世昌引为心腹。
    自从被载沣罢免后，袁世凯便蛰伏彰德，垂钓洹上，静观时局，伺机复出。而为他暗地里运作此事者正是徐世昌，他实乃袁安插于清廷内的线人。
    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徐与袁心中早有默契，听闻风声有变，立即活跃起来，他联合奕勖、那桐，四处散播“收拾残局，非袁不可”的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上任。这可急坏了徐世昌，他赶忙微服出京，赴彰德劝袁出山(一说是朝廷命徐世昌到彰德请袁复出)。此事在其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见极为隐秘。
    看见徐老哥赶来，袁心知时机已到，遂接受任命，独揽大权。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内鬼”。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进展顺利。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诏书末尾有这么一句：“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远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游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通览此句，徐意在强调袁之政权乃取之于清廷，并非得之于民军。万一革命党人中途反悔，不兑现让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承诺，那么这诏书即为其食言之明证。也就意味着如果真到了那一步，袁世凯就可以“名正言顺”撇开革命党，单独组织新政府。徐世昌实在是老谋深算，棋高一着!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淡淡的留下这么一笔：“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
    四
    待到江山易手、袁氏当国之际，徐世昌这位功勋卓著的幕后卧底却没有走向台前，与老弟一同享受胜利果实，而是独自远赴青岛，俨然以清室遗老自居。当然，徐氏此举多有掩人耳目之意，以消弭世人对他助袁篡权行径之怀疑。实际上，在泡海澡、吹海风、赏海景、尝海鲜之余，徐无时不忘出山一事。l914年，徐终于耐不住寂寞，就任袁政府的国务卿。
    虽然深知袁世凯并不真心倾服共和，但一向自信对老弟知根知底的徐世昌，竟未发觉袁心怀称帝之意。1915年底，当得知袁世凯意欲复辟时，徐曾力劝他打消此念头。孰料这位老弟充耳不闻，一意孤行，徐只得辞去国务卿一职，暂隐田园。1916年1月26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很耐人玩味：“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
    想必此刻徐之内心当是万流奔涌，又恨又怕。恨的是袁世凯不听劝告，帝制自为；怕的是小老弟众叛亲离，不得善终。毕竟当初是自己甘作推手，亲手把袁世凯一步步送到了这万丈深渊的边缘。
    孰料一语竟成谶。6月6日，当袁世凯于惊恐郁愤中撒手人寰的消息传来，徐写道：“数十年老友一旦怛化，为之痛哭!”
    大概此时徐世昌的肠子都悔青了吧?呜呼!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摘自《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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