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是怎样选拔“人才”的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通过朝廷设立的“中正”这种官职，来品评判定人物的品级。将人大致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个品级。

　　这个品级将直接决定个人日后的仕途，简单的说就是，官品必须与其中正品第相适应，品第高的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清官”——通常是负责政策制定的官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品第比较低的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侧重于执行的官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在今天看来，这种赤裸裸的将人分成了三六九等的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也在后世中饱受诟病。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看任何问题，都需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而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古代的问题。 

　　事实上，曹丕当年之所以接受九品中正制，以取代其父亲曹操的“唯才是举”的人才策略。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以便篡夺汉家政权，而是因为九品中正制本身的确有其可取之处。

　　因为，九品中正制设立的初衷，既是对源自西汉的察举制度的延续，更是对自上古既已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人才观的德才兼备思想的传承。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选材用人上，对德与才的平衡。

　　所以，九品中正制刚设立之初，设定的两个最基本的品评人物的要素就是“家世”和“行状”。其中的“行状”，就是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品德评语。因此，在照顾世家大族的利益的同时，也的确包含了“唯才是举”的精神，选举人才时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以更好的维护其统治的作用。

　　之所以要推出这种制度，是因为：

　　首先，源自西汉的察举制度，原本是希望通过各地官吏与士绅的推举，将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从民间选拔出来，输送到官僚体系中。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这种制度已为门阀世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甚至直接操控了整个察举的过程，将各个地方的察举名额，当做了一种在其群体内部分配的福利——今年甲举荐乙的儿子，明年乙举荐甲的外甥。

　　不仅直接导致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低能化，更造成了国家与民众之间，从信息到情感的分离——被选拔出来的官僚，长期生活在与民众隔绝的世界中，对民间的情况少有了解，因此朝廷对民间就少有了解，制定出来的政策，就会与民众的苦乐需求脱节。

　　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下行，在民间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有政治热情的知识分子，在上升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心生怨愤。

　　总之，自西汉以来的察举制度，到了东汉末年，就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其选拔人才的作用。所以，曹操才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才策略。

　　但是，另一方面，在选拔官员这个问题上，德行又是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如何去甄别，或者是在相对广泛的氛围内保证官员的品德，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之所以，自西汉末期以来，门阀之风就日渐盛行，其实就是希望以门阀为依据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行。虽然，这其中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背景之中去看，这里面的合理性，至少有两个方面也是不难发现的：

　　第一，不能否定的是，从整体上说，人的德行与其受教育程度是成正比的。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知识在下行，虽然受教育的人数在增加。但是总的来说，由于书籍尚且没有大量的普及，国家尚且没有对相关的教材进行系统化的简化与规范，对于许多经典的理解上不统一，其传承与学习，也往往是以家学的形式进行，而不可能进行大面积的普及教育。所以，绝大多数人仍旧没有受过教育。换言之，世家子弟，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仍旧是社会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

　　第二，门阀政治虽然有着明显的阴暗面，但是仍旧其积极与阳光的一面。那就是，他将一个人与其家族的声誉——在门阀政治之下，这就是其子孙后代，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资本，紧密的联系了起来。藉此来提高一个人违背道德的成本，反之就是通过约束。来提升或者至少保证其道德水平。

　　这可能是，在那个不能通过教育来提升公民整体道德水准的时代里，最有效的对人的品德的塑造与监督的办法了。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世家大族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就沉迷于所谓的门阀观念之中。其中，也确实存在着，对官员的道德水准的重要性的坚守在其中。

　　换言之，由察举走向门阀，既是腐化也是坚守。但是由于过分的强调德行，坚守于德行，而导致对能力的轻视，结果过犹不及——由于缺乏能力的支撑，所谓的德行也不过变成一种浮华的表演，变成利己主义的借口和工具。

　　唯才是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门阀政治在选官问题上的弊端，进行的矫枉过正。不过也确实是过正，如果说前者是因为重视德行，而走向了忽视能力，最终导致以虚伪代替德行的话。那么，唯才是举就是因为过分重视才能，而走向了忽视德行，最终导致由于没有德行约束，所谓的能力难免不会变成阴谋与暴力的武器。事实上，曹魏政权就死于这种武器之下。

　　所以这种政策，虽然也是对察举制度原始的德才并重精神的传承与坚守，但显然是缺乏平衡的，是需要再平衡的。

　　因此，由曹丕推出的，最初的九品中正制，就是对唯才是举政策的再平衡。既是在其重视才能的基础上，重新强化了对德的考评。同时也保留了它通过重视才能，对此前的门阀观念的平衡。

　　所以，在曹丕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中，最终定品的时候，是以现实中的“行状”为主要依据，而“家世”则仅仅是个参考。

　　虽然，这个制度看起来很美丽，但却在现实中难以现，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所包含的那一份，对道德的坚守。

【来源：网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