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粹

中国的思想文化，源头都在诸子百家。而诸子百家，其根本皆归于《易经》。诸子百家，都以《易》为最高经典;中国传统的一切学术，都以《易经》为思想基础。《易经》又名《易》和《周易》，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的典籍，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筮书，又是一部凝结了远古先民睿智卓识的哲学著作。通过阴、阳两种基本符号(━ ━ 、━━)及其叠加、演变，从而构成八卦，又由八卦中的任意两卦相叠加而构成六十四卦，通过对这些卦象的解释，阐述了事物和现象生成变化的法则。《周易》所反映的在变化中生成发展，于反复中保持统一与和谐的思想，深刻地烙印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它崇尚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

相传八卦是由三皇五帝之一的伏羲(公元前3000年至5000年之间)所创造。在商朝末期，纣王“九侯”之一的“西伯”文王姬昌被囚禁在羑 (音yǒu)里(现今河南汤阴境内)时，把八卦交叠推演出六十四卦，并撰写了卦辞。后来，文王起兵打败了纣王，灭了商朝，创建了周朝。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即位，这便是周武王。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为六十四卦配上爻辞。大约300年后，孔子又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事业，为《周易》校订并加上十篇注解，是为《易传》，又称《十翼》。

《易》有三个含义：一、变易;二、简易;三、不易。① 所谓变易，是指宇宙万物，没有不变的。正如赫胥黎所说：“整个宇宙中没有永恒的事物，既没有永恒的精神实体，也没有永恒的物质实体，……不仅我们，而且所有的事物，在没有穷尽的宇宙幻影的世界中，都是像构成梦境的那样的素材。”这就是变化。释迦牟尼也说：“一切都有产生和消亡。”

所谓简易，就是西方哲学的奥卡姆剃刀②，也就是最经济原理。威廉·奥

①钱钟书《管锥篇·周易正义》。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第572页，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

罗素《西方的智慧》第345页，崔权 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卡姆是英国14世纪的逻辑学家、修士，曾经写下一句简短格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被后人当作哲学和科学研究以及理性思维的一条原则，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奥卡姆剃刀。这一原则又称最经济原理。奥卡姆剃刀在不同的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在具体应用时有多种表述。如：

对于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比复杂的解释更正确。

如果你有两个类似的解决方案，选择最简单的。

或者以自我肯定的形式出现：让事情保持简单!

在西方这个原理最早至少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界选择最短的道路”。厄恩斯特·马赫提倡奥卡姆剃刀的一个版本，他称作“经济原理”，表述为：“科学家应该使用最简单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结论，并排除一切不能被认识到的事物。”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正是在“经济原理”的指导下提出来的。史蒂芬·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中也提到：最好是采用称为奥卡姆剃刀的原理，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

所谓不易，是指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的，可是却有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列子》中对此有深刻和精彩的论述：“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王充在《论衡》中也指出：“天地不生，故不死;阴阳不生，故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始终者乃长生不死”。这些论述深刻地阐发了物质不灭思想。在西方，笛卡尔1664年在《哲学原理》中以机械运动中碰撞后动量不变的事实提出宇宙运动的总量是守恒的。十九世纪科学家认识到，物质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宇宙中物质的总量是不变的，这被称为物质守恒定律;同样，能量也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能量的总量也是不变的，这被称为能量守恒定律。后来爱因斯坦在1905年指出，物质是能量的一种非常集中的形态。质量可以转化成能量，能量也可以转化成质量。这样，我们只需要考虑能量守恒律就够了，因为它已把物质包含在内。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群雄逐鹿，志士仁人纷纷著书立说，寻求救世之道，形成了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大放异彩局面，其后的两千多年中国的各种思想学说都可以在诸子百家中找到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法、道三家思想三分天下。战国末期，秦国以法家思想治国，统一华夏，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法家思想治国于猛，牧民于役，刑法严苛，终使秦朝国运短促。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老子学说和道家思想主导，崇尚无为之术，与民休息，使国家迅速恢复生产与发展。武帝掌政后，重用儒生董仲舒，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了中国的正统思想直至清朝灭亡。期间，其他思想并没有湮灭，道家和法家思想成了儒家思想的有力补充。往往是，当儒家的入世思想遭受挫折时，道家的出世和虚无思想就会给人予慰藉和排遣;儒家的宽仁不足以定国安邦时，法家的严猛就会派上用场，三家学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根系脉络。

孔丘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要义是“仁者爱人”，就是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当作与自己同样的人来看待。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简单易行的仁爱之实践。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君子”，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为人最高境界。

老子是道家的始祖，庄子是道家思想的发扬光大者。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国人，曾任周朝守藏史。老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典之作《道德经》洋洋洒洒五千言，构造出了朴素、自然、豁达、飘逸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宏大框架，蕴含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丰富的思想，给人以指导与启迪。《道德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起首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以人称《道经》;下篇起首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所以人称《德经》。“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由人生论、社会论和政治论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概括。“德”则是道的展开，以及在人生、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具体的指导和应用。首先，老子认为“道”是某种东西，是一个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东西，它独立于任何其它东西之外。而且，它始终不断地发生变化，周而复始。其次，道可以产生天地万物。它不仅创生万物，使万物发育成长，还爱护调养、使其开花结果。并且还不据为己有，不自恃己能，不为其主宰。“道”同时也是一种有规律的东西。最突出的规律有二：对立转化，返本复初。老子认为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造成的。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强调，只有把握住事物的反面，守住事物的对立面，才能够更深刻地显示出事物的正面含义，才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立面发展到极端，便发生对立转化，“物盛必衰”。返本复初是道表现出的一种循环运动的规律。然而，老子着重强调的是复初、归根、守静、复命。再次是“有”和“无”与“道”的关系。无是万物的开始，有是万物的母体。常从无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奥妙;常从有的角度，可以观照道的端倪。因为看不见道的外形，所以用无来形容，而不是没有。只是潜藏着，没有显现。然而就是这个道又能产生万物，所以又是有。无和有都是用来指称道的，两者同出异名，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到万物的持续展开过程。“德”最本初的意义似乎是一套重大的政治行为，如以氏族部落首领为表率的祭祀。出征等等。它与传统氏族部落的祖先祭祀活动的巫术礼仪紧密结合在一起，逐渐演变而成为维系氏族部落生存发展的一整套的社会规范秩序，是道的显现，是道的作用。

“道”和“德”是体与用之间的关系。道是指未曾渗入一丝一毫人为的自然状态，德是指参与了人为的因素而仍然返回到自然的状态。也就是说，形而上学的道，落实到人生的层面上，其所显现的特性为人类所体验、所取法，都可以说是德的范围。以这样的道、德观去看待人生、社会、政治、便引出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其中主要的有：自然、无为、虚、静、柔、弱等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九章)的思想，告诉人们清静无为可以养神长寿;“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的观点，说明世事常变化、矛盾和对立转化是永恒不变的规律、福祸相互转化的道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教导人们不要追名逐利;“无为而治”的观点，指出了领导艺术的至善境界。关于自然，老子的名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其实，这是要天、地、人都效法自然。也就是说，我们对待人生、社会要顺其自然，不要有不必要的作为，更不要强作妄为，把握虚、静、柔、弱的深刻含义，反而能使我们获得成功。

《老子》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著作，其思想的传播，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和心理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的思想曾对孔子和孙子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直接继承道家传统的庄子思想对后来的佛教禅宗和中国文艺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理想的人格和人生境界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庄子名周，是公元前4世纪宋国人，他曾做过宋国的地方小吏。相传庄子自幼聪明好学，南游各国，探访古风，一生率性任真，崇尚自然，愤世嫉俗，非毁礼法，傲视王侯。楚威王曾重金聘他为相而遭拒绝，从此终身不做官，退隐江湖，以编草鞋为生，寓言传道，著书十余万言。

《庄子》现存三十三篇，分为内篇、外篇、杂篇。内篇七篇为庄子所著，外篇十五篇及杂篇十一篇可是后世道家学者所依托。内篇《齐物论》、《逍遥游》和《大宗师》等集中表现了庄子的哲学观点。《庄子·天下》记载有其哲学方法论的总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

庄子在哲学上继承发扬了老子和道家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和独特的学风文风。他认为“道”是客观真实的存在，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讲天道自然无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主张返朴归真。他把提倡仁义和是非看作是加在人身上的刑罚，对当时统治者的“仁义”和“法治”进行抨击，他对世俗社会的礼、法、权、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精辟见解。在人类生存方式上，他崇尚自然，提倡“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并且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得，是绝对的精神自由，而不是物质享受与虚伪的名誉。庄子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庄子对后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独特的哲学思想上，而且表现在文学上。《庄子》一书文辞美富，汪洋恣肆，姿态万端，风格独具，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他的政治主张、哲学思想都是通过一个个生动形象、幽默机智的寓言故事，巧妙活泼、引人入胜地表达出来，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艺术感染力。如庖丁解牛、望洋兴叹、东施效颦、井底之蛙等，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传诵。另外，《庄子》已摆脱语录问答的形式，能围绕中心论题展开阐说论证;语言华丽，词藻丰富，时或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声韵和谐，优美动人。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而现象界的“美”和“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美”和“丑”的本质都是“气”。庄子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庄子通过对于一大批兀者、支离者的描绘，指出人的外貌的奇丑可以更有力地表现人的内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在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和孔子“文质彬彬”的主张很不相同的审美观，通过“象罔得到玄珠”的寓言，用老子“有”“无”“虚”“实”的思想对《辞系传》“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作了修正，强调只有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形象(“象罔”)才能表现宇宙的真理(“道”)，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意境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从布衣之士，凭自身才智而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并得以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理论的唯有管仲和商鞅两人。管仲是法家的先驱，商鞅是法家的杰出代表。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

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仲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

在伦理道德方面，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之”。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需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千多年来，被思想家和政治家奉为圭臬。管仲认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此，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管仲较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表现在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仲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治国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在知人任事方面，管仲病重时，齐桓公亲往探视。君臣就管仲之后择相之事，有一段对话，发人深省。

桓公：“群臣之中谁可为相?”

管仲：“知臣 莫若君。”

桓公：“易牙如何?”

管仲：“易牙烹其子讨好君主，没有人性。这种人不可接近。”

桓公：“竖刁如何?”

管仲：“竖刁阉割自己伺侯君主，不通人情。这种人不可亲近。”

桓公：“开方如何?”

管仲：“开方背弃自己的父母侍奉君主，不近人情。况且他本来是千乘之封的太子，能弃千乘之封，其欲望必然超过千乘。应当远离这种人，若重用必定乱国。”

桓公：“鲍叔牙如何?”

管仲：“鲍叔牙为人清廉纯正，是个真正的君子。但他对于善恶过于分明，一旦知道别人的过失，终身不忘，这是他的短处，不可为相。”

桓公：“隰朋如何?”

管仲：“隰朋对自己要求很高，能做到不耻下问。对不如自己的人哀怜同情;对于国政，不需要他管的他就不打听;对于事务，不需要他了解的，就不过问;别人有些小毛病，他能装作没看见。不得已的话，可择隰朋为相。”

管仲十分重视人才的推荐和使用，他规定乡属都要推荐人才，否则，处以“蔽贤”、“蔽明”之罪。当时的名士隰朋、宁越、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等因管仲的推荐而被齐桓公委以重任。

管仲任齐相四十年，尽心竭力为齐国服务，协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齐国收到了“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效果。管仲协助齐桓公，迫使诸侯各国“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即使对管仲有看法的孔子也不得不承认：“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功也。”

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原名卫鞅。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游说秦孝公变法。孝公六年(一说三年)任左庶长，旋升大良造。孝公十二年由雍(今陕西凤翔南)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变法。后十年(前340年)，因战功封商(今飔西商 县东南)十五邑，称商君，商鞅。

当初，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魏将公子，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孙痤之言也!”

商鞅因战功封商，但他最大的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推行变法，自非易事。商鞅在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辩论时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现实意义，从而赢得了孝公的信任，被任左庶长，主持变法。

商鞅主持变法，首先，通过用重金奖赏遵守法令的人而打开变法的局面。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张贴告谕：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这时，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此事立即传遍了整个秦国，商鞅变法遂为民所信。

其次，惩罚不遵守法令的高位者，震慑了全国上下。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认为 “法者，国之权衡也”。他将法律视同称轻重的权衡，量长短的尺度，判断是非功过和行使赏罚的公平标准。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奴隶主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他说：“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商鞅强调在行赏施罚上应当做到“不失疏远，不违(避)亲近”，即不分亲疏远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奖励耕战、厉行法治，取消分封与世袭制度，建立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促进了经济发展，奠定了秦国富强基础。

然而，变法维新，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实施得过程中会得罪许多人。商君为相后，制定法律极为严酷，积怨甚多，上下对他都有恨难言。秦孝公在位时，事情没有爆发出来。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与之结怨甚深的太子继位，反对派对商鞅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以谋反罪将商鞅五马分尸。然而，商鞅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鞅处在你攻我夺的乱世，天下竞相尔虞我诈、斗智斗勇的时代，但他通过树立信誉以收服民心，从而顺利推行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唯一变法成功的范例。然而，商鞅过于刻薄，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虽然让秦国强大而富足，但没有赢得秦人的尊重和爱戴，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贾谊在《大政》一文对法家“刻薄少恩”提出了修正，认为奖惩应当“疑功从有，疑罪从无”，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

商鞅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他在总结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和各诸侯国变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法家的法律思想作了全面的论述，为先秦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社会重大变革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要求，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法治”而闻名，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管仲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将法、术和势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谋略、机巧、变通、不泥古等都是法家思想的重要表现。然而， 法家认为治理百姓应当以法以刑，认为通过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做的后果却是失德和失人心。《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灭。”而《尚书》中也说：“依靠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利者灭亡。”商鞅依靠酷刑执法，最终自己被酷刑所杀，不能不说是个悲哀。与法家认为只要刑法苛刻，老百姓就不敢犯法，就会因敬畏法律而成为顺民的看法相反的是，儒家认为，治理百姓应当以德以礼。只有提高百姓的道德涵养，让他们自己认识到错误并勇于改正才是最高境界。因此，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结合商鞅变法的经验教训和法家、儒家两派的思想可以看出，以儒家为体，以法家为用，也许是最好的治国之道。以儒家的德和礼为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匹配的、甚至是苛刻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和人们的行动符合国家的利益。 如果只有良好的价值观而没有配套的制度，目标就会难以实现;如果缺乏良好的价值观为引导，再完善而严密的制度都会因目标偏离人们的终极价值而遭到人们的唾弃。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墨家是先秦的著名学派之一。创始人墨翟，世称墨子。《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然而，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抛弃了儒家学说，创立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但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而未能象道、法二家思想一样经久不衰。

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陆贾《新语·思务》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泰族训》称“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孟子对此高度赞扬：“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地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墨家早在二千多年前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进行了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未得到重视而没能得到发展。

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体现在十大主张：

“兼爱”。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实行普遍的、无差别的互相友爱。墨子认为天下的一切祸害皆起于人们之间“交相别”,即亲疏远近，彼此利益之别。因此，要除去天下之大害,就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即“兼以易别”。所谓“兼相爱”，就是“视人之国，若其国;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身，若其身。”使彼此的利益兼而为一。这样，“为彼，犹为己也”，就会彼此相爱，从而达到“交相利”。

“非攻”。他把非正义战争称为“攻”，反对侵略和掠夺战争。墨子认为发动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危害。战争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体现了他的主张。

“尚贤”、“尚同”。“尚贤”，就是尊重、重用贤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同”就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而天子则尚同于天，这样，整个社会也就达成统一了。 “尚贤”有 “三本”，就是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贤”的基本标准是：有力气的要帮助别人,有财富的要救济别人，有知识懂道理的要教导别人。

“节用”、“节葬”、“非乐”。墨子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节用”。他批评“当今之主”“暴夺民衣食之财”，结果是“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还主张“节葬”，反对儒家所鼓吹的厚葬。他认为当时流行的厚葬久丧，使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被埋葬，使能够从事生产的人长期不能参加生产,甚至限制“男女之交”，使人口也不能繁殖，这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墨子还用同样的理由来“非乐”，反对音乐，认为音乐的盛行妨碍男耕女织，“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应该禁止。他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加重这些灾难。

“非命”、“天志”、“明鬼”。墨子认为“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述)，非仁者之言也。”，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一方面反对天命，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他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天志的具体内容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天希望“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顺着天的意志去做，必得赏;违背天的意志，必得罚。

墨家思想，崇尚平等、博爱、大度、奋进、竞争、节俭、守纪律、注重自然科学。相对儒家，墨家显得平俗而不够深厚、丰富。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浸透之深、历史之长，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发源于古印度(公元前七世纪)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经过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长期的磨合而相互渗透，演变、发展为许多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的代表。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所谓禅定，就是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调练心意的功夫。后来，禅成为佛教的代名词，如禅房、禅坐、禅杖、禅话等。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了高峰，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禅宗始祖是菩提达摩，南北朝时来到中国宏扬大乘佛法。菩提达摩大师是南印度人，婆罗门种姓，是中国佛教禅宗思想的奠基人、中国禅宗公认的初祖。达摩大师来到中国，“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传授顿教禅法，经慧可、僧灿、道信传至弘忍大师。惠能以悟境超异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继承顿教衣钵，成为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六祖惠能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发扬禅宗“教外别传”的法门——所谓“教外别传”，就是指不必执着于佛经，只要能把真正的道理身体力行去求证就行了——建立起独具特色的顿教法门及其思想体系，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的佛教。

任何思想或者艺术发展到极致都是相通的。禅宗的思想，与宗教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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