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利玛窦眼中的南昌

南昌富丽堂皇，面积广大，牌坊雕刻精致，比比皆是南昌人喜好读书，上进心强，求知欲强

南京传教失意折返南昌住三年

今天人们去北京，大多会去游览中华世纪坛的雄伟壮观。在中华世纪坛的浮雕群像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名外国人，一名是马可·波罗，另一名是意大利著名的神父利玛窦。这后一位人物在四百多年前与我们南昌曾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初夏的一天，滔滔千里赣江，在万安段险峻的十八滩附近，突发一起沉船事故。但见有两个人在水中挣扎着，其中一个抓住了一块木板，向岸边游来，另一个则不幸溺水身亡。当他上岸之后，大家才看清了他的外貌与打扮。

他，迥异于人们日常所见：高大的个子，服饰却与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区别，只是他的头发是从未见过的金黄色，眼睛是蓝色的，炯炯有神，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尤其是他的鼻梁，特别的高。大家正在惊异于此人是何方人氏之际，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说起了中国话，那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神态，如同一块磁铁，陡然间就将大家吸引住了，使得大家很想跟他多说几句话。可惜的是他没有多呆一会，就登上了另外一条船，朝着南昌的方向去了。

他，就是利玛窦。利玛窦（1552-1610，MathieuRicci），字西泰，意大利佛罗伦萨人，他的身份是×的传教士。此前在广东省的肇庆、韶州已经住了十四年。由于在那里的工作进行得不尽如人意，经过朋友的推介，他就带上一个澳门青年，也就是他的助手，取道大庾岭、赣江、南昌，前往南京，准备开辟新的传教地域。可当时的明朝廷正忙着援朝抗日，对他这个外国人颇存戒心，他不得不折返南昌，这一住就是三年。

在南昌的三年，让他这个外国人、神父，对这个内陆省会城市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他摒弃了“欧洲中心论”，采用了“文化适应主义”，从而不仅奠定了在中国开展传教事业的良好基础，而且正是由于他在中西交通史上开创性的贡献，四百年来，国际汉学界一直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万寿宫的名气四百年前传欧洲

四百多年前，利玛窦第一次路过南昌时，曾在城内作过短暂停留。他在信中说：“南昌为江西省的首府……赣江右岸，四周皆为碧绿色的平原。”

一天，他偶然路过铁柱宫（即万寿宫），但见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人流如织，男男女女摩肩接踵，“好像天天开商展会似的，极为热闹”。他也就随着人流走了进去，只见殿内烟雾缭绕、鞭炮声声，加上宽敞的宫殿、威猛的塑像，还有虔诚跪拜的男女老少，让他大开眼界。可是当他缓步其中时，有人突然发现了这位身穿中式服装、而外貌却又罕见的外国人时，都觉得他好像是天外来客。众人短暂的惊讶之后，又无法接受他的态度，因为他面对许真君的神像竟然不下跪，简直让大家无法容忍。有人高喊：给许真君叩头下跪！但利玛窦执意不从，现场气氛相当紧张。正在争执之间，人群中走出一位出过洋的年轻人，给大家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说外国人是不信仰中国神明的，因此他们可以不对许真君叩头下跪，激动的人群才逐渐平息了下来。事后，利玛窦在写给欧洲朋友的信中提到这件事时，感到“非常懊悔，因为不明白外教人的心理，引起他们的误会，又不易给他们讲个明白，因此决定在尚未使中国明白我们立场前，绝不去参观中国庙宇。”就这样，南昌铁柱宫的名气在利玛窦的描写下早在四百多年之前就传到了欧洲。

南昌富丽堂皇比翡冷翠大两倍

尽管有过这么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利玛窦对南昌的热爱之情。

从南京回到南昌之后的一段日子里，由于没有一个相识的朋友，闲暇之际，利玛窦神父开始仔细地观察着城里的一切。他写信告诉欧洲的朋友们：“南昌富丽堂皇，面积广大”，不比广州小多少，但是比意大利的翡冷翠（今佛罗伦萨市）要大两倍，虽说商业不如广州那么发达，可街道既宽敞又整洁。他还看到了许多的牌坊，“这类牌坊雕得十分精致，比比皆是，几乎无空闲地方可以再树立了。”这些难得一见的市容市貌给他这个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他决定在如此美丽的城市建立一座新的会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堂。

其实让利玛窦做出上述决定的原因，不仅仅是在于南昌这座内陆省会城市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南昌人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位来自异国的不速之客。上自巡抚陆万垓，下到普通中医王继楼，还有皇室成员和许多的文人，在他困难之际都曾施以援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支持。正是他们共同酿造的人文环境，使得利玛窦乍到南昌之际，便充满信心地告诉他的朋友：“假使我能在此居留，相信一年的收获，会比过去十年在广东所获得的还多。”

利玛窦说南昌文风比广东浓郁

利玛窦凭着广博的知识与待人接物的真诚，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他们纷纷来看望他，甚至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赴宴，有的时候，利玛窦一天要接到三四位朋友的邀请。

利玛窦在南昌结识的朋友数不胜数，这里仅说一位，那就是章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庐山白鹿洞书院洞主、顺天府（今北京市）儒学训导。他品行高洁，学问也好，与利玛窦相识之后，时有往来。有一天，利玛窦生了病，但是来拜访他的朋友依旧络绎不绝，章潢眼见他应接不暇，对身体的康复不利，出于善意的关心，因此要利玛窦“告诉佣人对来访的客人就说我不在家”，利玛窦说：“我们一般不说假话，且不能撒谎。”此言一出，更是赢得了众多朋友对他的尊敬。南昌城里去拜访利玛窦的文人官吏，或与他探讨学问，或是交流学习经验。在与许多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利玛窦也感觉到了南昌“较广东文化气息浓郁”，“文风极盛，不少文人官吏出生于此。目前治理中国的三位大学士之一便是南昌人（即明代内阁首辅张位）”另外，他又对远在欧洲的朋友说道，由于南昌人喜好读书，上进心强，所以“仅进士一项，南昌就有八位，所属它县尚不计在内；而广东全省才仅有六位。由此可见南昌文风是如何地兴盛了。”而且，“南昌除其他的优点外，南昌人以知生活之道而闻名，或对×信仰有兴趣，即相信灵魂不死不灭、行善升天堂、作恶下地狱；或为儒家，即所谓知识分子，知晓如何理家、治国和平天下，但不讲究来生。”

利玛窦在南昌评中国科举制度

万历二十五年（1597）九月，正是南昌举行乡试的前夕，利玛窦恰好目睹了数年一次的考试场景，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不久，利玛窦在给欧洲朋友的信中，“决定谈谈中国的科举，不只是随便涉及一下，而是仔细介绍”，因为“考试在中国的确是件大事”。

利玛窦写道，“在每座省府城中，皆设有贡院，内分由北向南10排以上成行的房子，房子只有桌子一张，椅子一把而已”，考场周围，是“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考场内有许多套间隔绝外务……在这座宫殿的中心有4000多个小单间，每间只够放下一个人用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单间构造得相当严密，“使得相邻的人不能谈话甚至见面”。

关于考试制度，利玛窦说：“在这个帝国，由朝廷籍科举取士；先‘乡试’，中者为‘举人’。举人的录取数字虽然无一定，但实际上却不少。举人资格是由各省首府所颁发；皇帝每三年一次给予每省一定的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每省每次参加会考者录取九十名。再高一级为‘会试’，由礼部主持；只举人才有资格参与会试，全帝国只录取三百名，礼节隆重，法规森严。会试及格，再由天子在宫殿亲自试策，称作‘殿试’，然后分一、二、三甲放榜：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及探花，皆赐进士及第；二、三甲无定额，各赐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

有关当时的考试纪律，他谈道：“当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达这个城市时，立即被带到这座宫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与任何人谈话。甚至在评阅考卷时他们也不准彼此交谈。这段特殊时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军队的警卫在不断地巡逻，以防宫殿内工作的人和外边的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任何接触。”“参加考试的人被准许在上了锁的房里从清早一直写到日落，并且以公费供应他们前一天准备好的简单饭食。候选的学士进入考场时，要受到仔细搜查，看看有没有夹带书籍或字纸。应考时，他们可以带几枝笔、砚台以及纸墨。他们的衣服，甚至笔砚，都要仔细检查以免舞弊；如果发现任何作弊行为，他们不仅要被剥夺考试资格，而且还要被严加惩罚。”

考试结束后，考生“必须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别带来的纸本上，在文章的最后除了自己姓名以外，还要写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后这个纸本也要加封，只有负责人才能启封。”“这些抄本由专门指定的书记或抄手再重新抄过。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红笔写上一个特别的字，然后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笔迹则全部消除。这些不留笔迹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评定的试卷。本人笔迹则与编号与送呈考官的试卷上的符号相对应。遵循这种方法是要防止识别手稿并从书写的字体中隐瞒作者本人及其笔迹。”“考官把中选的试卷与每份有相应号码的原稿对勘，以便找出作者的姓名。阴历八月底，官员们聚集在一起，获胜候选人的姓名用大字写在巨榜上公诸于众。”

对这种科举取士的做法，利玛窦认为也有可取之处：“在这样考取学位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值得称道的东西，那就是在同年的候选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那些在争取更高学位当中被命运带到了一起的人们，在此后的一生中都彼此以兄弟相待……他们与主考官的情谊有如父子，或者有如师徒。”从这些信中，今人无不对利玛窦神父观察的仔细，描述的清晰感叹不已。

利玛窦让南昌了解大地是个球

利玛窦在与众多朋友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南昌人的求知欲特别强烈，尤其是他带来的三菱镜，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利玛窦趁此机会向大家传授了光学知识；当南昌人知道了利玛窦是从万里之遥的意大利国漂洋过海而来的时候，他又介绍了地学知识，阐述了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他还修订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即《世界地图》，为了照顾中国人的感情，特意将中国放在了正中，而按照子午线的划分，中国是不可能在正中的。现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国也都在正中的位置，这种做法，可以说就是从利玛窦开始的。由于当时南昌人和各地的人索要地图者甚多，他只得多次重版。为此利玛窦曾慨叹道：“这种地图被印制了一次又一次，流传到中国各地，为我们赢得了极大的荣誉。”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南昌人发现他的知识渊博，记忆力强，甚至有人为了验证他的记忆能力，还当场进行过测试。在那个时代，年轻的学子为了考取功名，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攻读《四书》、《五经》，而且还不一定奏效。人们看到利玛窦的记忆能力如此之强，纷纷向他求教记忆的诀窍。在大家的要求下，他撰写了《记忆术》一书，免费赠阅，引起了南昌城内的轰动。当然利玛窦也没有忘记来到南昌的使命，写下了在×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天主实义》。后来清康熙皇帝看了这部著作以后，即解除了×不准在中国传播的禁令。当时，他还应明藩王的要求，将自己的手稿《交友论》进行了修订出版。该书在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时（1910年），上海各家报纸进行了连载，以纪念这位在中西交通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利玛窦南昌住所之谜引起关注

利玛窦初到南昌时，没有固定住所，先住在旅馆，后来找到一个临时住处。一年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首次提到新买了一座房屋：“两个月前，在受过多次艰辛之后，终于在这里建立了另一座住所。”时间是1596年10月12日。据《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一书看，利玛窦在南昌的固定住所应该有三个地方。

这些住所的具体位置曾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余三乐先生，是研究利玛窦的专家，他为了确定利玛窦的住所，曾多次来到江西，但还是难以确定。这是因为利玛窦在提到住所时，仅说了它在城里，距离巡抚衙门大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可惜的是他没交代方位，后人也只好凭着其他间接的史料来大致确定其居住的遗址了。

根据最新发现的史料，我们认为有三个地方值得考虑，它们分别是：棉花寺，现在称作棉花市；戊子牌坊，位置在太平洋百货商场；再一个是杏花村，也就是杏花楼，今天俗称水观音亭的地方。

为了使传教事业在整个大陆有所发展，利玛窦于1598年10月离开了难以忘怀的南昌，到了明朝廷所在地北京，十二年后在那里逝世。本来外国人是不准葬在北京的，但凭着利氏翻译的《几何原本》，以及该书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经朋友恳求，皇帝格外恩准，特别允许在北京西郊滕公栅栏安葬。后来围绕其墓，又陆续安葬了不少的外国人。到20世纪初，形成了在京逝世的中外×神父、×的公共墓地。1900年，这片墓地在排洋运动中被夷为平地，不久即被修复。建国后，其他墓葬全被迁往他处，唯有利玛窦等三人的留了下来；“文革”当中，其墓亦未能幸免，现在所存，是1978年10月党中央特别批准修复的，恰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就是思想大解放的前夜。现在其墓地已经成了外国友好人士来京访问期间必定前往拜谒的地方之一。

综观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事件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玛窦身后，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可以说继马可·波罗之后，让世界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就是利玛窦。有学者认为，利玛窦不仅仅是在中国传播了×，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一点，那就是余三乐先生所说的：“蜜蜂本身是觅食的，但它传播了花粉。这点也正是我们纪念利玛窦们的原因，无论如何，他们让中国人知道了，大地是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