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移民背后的汹涌商潮

■是经济×还是政治×？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夹杂在滚滚人流中的刘德先牵着满身尘土的大马，迷茫回眺着家乡的方向。他明白，这次离开吉安府吉水县迁往湖南或许是惆怅中带着希望。离大道不远的江水中，一艘艘木船鼓着大帆，船上那些离开家乡的人们，也和刘德先一样，流露出复杂的神态。这些吉安人根本没有料到，政府组织的江西大×会一直延续到改朝换代之后的清王朝雍正二年，并在将来留下“江西填湖广”的历史记忆。

从明王朝统计的数据来推测，洪武二十六年至万历六年的近200年里，明代的“湖广填四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江西填四川。或者说，至少312万的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又与湖广人口一道，流向四川、流向云贵。

现任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等数职的方志远称，随着政治中心的向东迁移和运河、长江、赣江、珠江成为贯通中国南北的唯一一条水道，又因饱经宋金、宋元、元明之际的战乱，两湖平原已早是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而江西却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与此同时，湖广的面积却是江西的2.5倍。人口与土地的这种关系，成为“江西填湖广”的基本原因。随着明朝统一战争的进行及明初×政策的推行，出现了明代江西人口大量流入湖广的所谓“江西填湖广”现象，并直接引发了“湖广填四川”。与此同时，大量的江西人口也经由湖广流向河南、四川、云南、贵州。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使江西和湖南、湖北二省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也使这一地区以江西商人为纽带，形成一个大的地域性市场，两湖地区因而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汉、晋、唐、宋时北方人口的向南流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北方人口多是在战乱发生、生命受着威胁的情况下南迁的，并在迁移地聚族而居、聚乡而居。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特别是江西的流动人口则不是这样，他们大体上不存在生命受到威胁的问题，他们是为着寻求更为优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流动。因此，这种流动更具有经济特色而更少政治特色，或者说，除了洪武年间，他们是经济×而非政治×。迁移的方式则是个人或小家庭的流动。他们融入当地居民之中，或与他乡×、他省×杂居。从这一意义说，他们更少安土重迁的情结，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的作用。

■汹涌商潮逐渐掀起江底泥沙？

明王朝万历年间任职澜沧兵备道的王士性写了一本《广志绎》，书中极称江西人特别是抚州人的善于经商：“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又称江西人在开发西南过程中的地位“滇云地旷人稀，无江右人不成其地牎”他曾经派人巡视中缅边境，回报说只要有居民点的地方，那里的头目往往是经商至此定居的抚州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城县商人肖明举经商至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年）还作为满剌加国的通事（使者）来到北京，仍然公私兼顾，采购了一船船的货物往回拉。明朝临川四大才子之一的艾南英自豪地声称：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我家乡的人仍在那里形成聚落。当然，汹涌流民潮和工商潮带来的，有经济的发展，也有奢靡之风的兴起。

方志远说，江西人口的向湖广流动，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向人少地多处流动，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向城市流动，成为商人、手工业者、佣工；三是在城乡之间流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也就是说，江西农民在地域的变迁中，也有相当部分发生了职业的变迁，即弃学从商或者弃农经商或从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江西工商人口的流动问题。

江西人口特别是工商人口向湖广的大规模流动，对湖广以及江西自身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最显而易见的便是经商以及由此而来的奢靡之风的盛行。湖广地区经商之风和奢靡之风是相辅而相成的，商业的活跃，导致了风俗的奢靡。这种风气在明代大约发生在成化至嘉靖时，经过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争，因经济的凋敝，风俗重归于简朴。至乾隆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风俗又趋于奢靡。当然，这只是与本地过去的习俗比较而言，对于东南发达地区，则仍属“节俭”。这种差异，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所致，同时又对城市的繁荣状况、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商品的种类和品质要求产生重要影响。

■“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

明朝天顺二年九月，刑部所上题本说，该衙门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各地商人赴京投诉的案子，其中最多的是江西商人在湖广一带有关债务的纠纷。无独有偶，成化十年八月，刑部题本又说，“江西人民”携带火药、布匹等物，至四川交易铜铁，屡起词讼，请命江西、西南各省严加盘查。更有意思的是，万历时王士性任云南腾冲兵备道，屡屡受理江西特别是江西抚州商人的案子，但其中多有欺诈。一怒之下，王士性表示，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概不受理。

由于从江西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商人众多，经商活动的频繁，诉讼对江西人来说成了一门职业。

方志远说，明朝教育的发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江西多讼师而浙江出师爷，也反映出这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不同文化精神：前者为异端，其内在精神却是气节；后者为附庸，其内在精神则是投机。

与诉讼之风、经商之风和奢靡之风一样，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产生的又一重要社会影响，是科举之风的形成与异端思想的兴起。湖广的文化氛围严格说来是在嘉靖以后才营造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随着人口流动特别是工商人口的进入、社会风气发生变化之后才营造起来的。但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对江西自身产生相反的影响，即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弃农经商之风盛行，从而导致教育与科举的衰退。

明清时期，就江西的文化精神而论，可分为两种类型，即附庸文化和异端文化。关于江西的附庸文化，可以官学和科举的发达来说明，这也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关注的。但江西的异端文化，却极少被人们提及，但它恰恰能够反映出江西的地域文化特征。并且与科举文化或附庸文化一样，对湖广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活跃500年的江西商人缘何衰落？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交通大格局的变化，使江西由中心进入边缘。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并扩散。这些新思潮、新风尚在扩散过程中，又不断地被抵制、被削弱、被改造，然后再反射到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开始落后。

与此同时，商业资本在战争中也遭到毁灭性掠夺和打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更以江西为军费的筹集地。5年之间，在江西征得白银八百四十万两，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接近清政府在嘉庆年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而在两淮盐商中征取的全部“捐输报效银”。这个数字，对于素称富有的两淮盐商也难以承受，何况以小本经营为特色的江西商人。

内外种种原因的震荡和变化，曾经在中国西部地区独领风骚并在国内市场与徽商、晋商三足鼎立的江西商人，在活跃了500年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并基本上在国内市场丧失了地位。

方志远称，江西商人虽然有人数多、操业广、渗透力强等优势，但存在着以商脱贫、资本分散、小本经营等先天不足。长时期以个体经营为主要方式，使得本来就分散的资本难以集中，而观念的束缚，更成为江西商业资本积累的重大阻碍。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两次经历了长时期的战火蹂躏，人口锐减，山林焚毁，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器也一度陷于停顿。

从北宋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北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到清中期，长期以来对山林的超量砍伐及开山造田所造成的后果开始明显，水土流失严重，赣江水运发生困难。几乎与此同时，运河的淮河、黄河段因黄河泛滥及改道而淤塞，南北水道被拦腰截断。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运道改走两湖、河南，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东北穿境而过，整个赣中、赣南因远离交通线，物资流通十分艰难，过境贸易也相当稀少。致使江西商人对外面的新技术、新思想基本隔绝，故最终在竞争中衰落。（稿件来源：大江网　邹文彪、刘丹青）

明洪武年间，大批的江西商人迁移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该县团山古村的江西人张姓始祖在此另发一脉。由于团山地少，后人纷纷到个旧挖矿谋生，赚到银子后就寄回团山修建豪宅。如今，团山古村仍然可见保存完好的寨门和寨墙。今年，在WMF（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公布的2005年度“100处濒危建筑”的名单中，团山古村建筑群榜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