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湘军遗珍三绝(二)

假不了。”

“省博物馆的，谁？”我问。

“记不得，有证书，你自己看。”老人说完，回头问老太太：“那张证明书呢？”

老太太未作答，进了里屋，不一会取了那证明书出来，原来是省文物商店书画研究员李智勇先生2005年9月作的鉴定，文字为“曾国藩书法手迹，无印鉴，有较高史料价值”。

智勇先生的结论无疑是真知灼见，但他忽略了军事批件加盖官印而非私印，算不得“无印鉴”的。

返程路上，我的作文瘾如脱缰之马奔突而起，于是要求吴康华让我仔细研究一番，然后请省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谢俭华女士重新装裱，著文以记之。吴自然乐意，曾国藩、沈葆桢、唐训方“三公”批件于是暂居独祥居伴我些时日。

把展细读，思绪无缰，100年前那片遮天蔽地的硝烟仿佛又在眼前久弥不散。

咸丰元年（1851）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揭竿而起，太平天国突兀而兴，咸丰三年（1853）攻克南京并定为都城，改称天京。咸丰六年（1856）爆发“杨韦内讧”，石达开领兵出走，太平天国走向下坡路。时势造英雄，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奉召在湖南创建湘军，咸丰十年（1860）升任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他指派李鸿章统率6500人马进军上海，此后在江苏树起了淮军大旗；左宗棠统率湘军入浙江，楚军从此威名大振，围攻天京的三年战事，从此拉开帷幕。太平天国则由陈玉成、李秀成统军与清军作生死之搏，同治元年（1862）英王陈玉成被叛将苗沛霖诱骗遇害后，忠王李秀成成为太平军主帅，统率太平军在安徽东南大部份地区，以及安徽、江西、浙江数省接壤地带与清军展开拉锯战。同治元年（1862）十月曾国藩对部属说过，“湘军上半年辛苦百战所得土地又将不保……世变弥大，军事方殷”，而如“祁门失守三日，旋又克复”之类更是屡有发生。“拉锯”如此，双方皆伤亡不小。

刘典“禀连日胜仗”即指同治二年（1863）三月十七日攻克安徽黟县并大败太平军一战。曾国藩在四月四日写给沈葆桢的信中说“黟、祁败逆，竟已并入饶（州）、浮（梁），号称20余万，势若长蛇，诚可深虑。唯闻石（涧）太（平）各股二十四日在黟县与刘（典）、王（钤峰）大战，二十五日实已退出岭外仍回石、太”。而三月三十日回复唐训方来函时，称“南岸祁门十一日获胜后，十七日刘克庵（刘典字）克复黟县，纵横数十里同时扫荡。徽州有此两捷，暂无可虑”。就在批文的前三日，曾国藩复左宗棠函，其中提到左的直属部下刘典“十七、二十四日大破黟县一股，以四五千之兵，敌20万之贼，尤为奇捷”。因此，曾国藩在批文中赞扬刘典一军“劳苦功多”。

当时刘典是以“浙江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的身份统率一支楚军，转战在安徽东南一带的。批文中提到的江军门指川军佩将印援湘（军）的正二品江良臣总兵，“长庆旧部”指庐州守兵吴长庆二营，江受命返川时留下归总兵唐（镇）桂生节制，曾国藩批文说其“素不得力，又皖勇马复震一营已函请裁撤”。原因是“素不亲附”，调遣自然殊难。批文中提到的张都堂即张树声，已随李鸿章去上海，而“王道德榜”即道员王德榜，湖南江华人，早年入湘军，隶左宗棠楚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官至贵州从二品布政使。批文同时提到的“韩字营”为江西三品参将韩进春的部队，韩进春亦为绿营兵知名将领。

曾国藩批文着重强调的是太平军“以求遂窜江西之计”，这是这场生死之搏的战略大计之一。双方的天京攻防战成败取决于后方基地的粮饷接济，所以阻止太平军取道祁门直入江西占领鄱、景粮仓，解决后顾之忧的阻击战至关重要。早在同治元年（1862）九月，曾国藩复史致谔一信，即强调“恐贼从该处窜入景镇，则江西之北防遽隳，而与左帅之饷同坏也”，足见能否阻止太平军进军江西是件头等大事。

批文中曾国藩提到“守岭守隘”比“守城守营”更重要，沈葆桢批文中赞颂“守岭胜于守城，洵（确）为名论”，又提及“黄老虎全力以撼韩营，幸将士用命，转危为安”。是指黄（老虎）、胡（鼎文）两军企图夺占景德镇的战斗，这次战斗黄老虎被韩进春打败并迅速退出了江西。

黄老虎值得一书。黄老虎名黄文金，《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说他为广西博白人，拜上帝会首领，金田起义后屡立战功，因骁勇善战，人称黄老虎。加此同治元年封堵王，加此曾数次与孝王胡鼎文率军攻打江西，天京陷落后护送幼天王出逃，病逝途中。此人在曾国藩文集中多次出现，曾视其为劲旅，称“黄逆为南岸贼之最悍者”，并且特别强调“黄（文金）、胡（鼎文）、古（隆贤）、赖（绍光）诸逆，麋集皖南，恐为江西之患，兼恐贻害湖南”……可见，沈葆桢突出地提到其辖将大败黄老虎一役，原是该得大书特书的。

在安徽东南地区数十个城镇周围进行拉锯式的争夺战，为期达数年，金戈铁马，烽烟迭起，太平天国也由盛而衰，同治三年（1864）春夏先失苏州、继陷杭州，清军势如破竹，七月攻克天京，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