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晚清风云：内圣外王，曾左彭胡(一)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史家称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端。

大清王朝承平景象下的种种弊端彻底地显露出来，此后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步履沉重的王朝，君臣百姓的日子都不好过。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于广西金田村，史称太平天国起义。两年之后，便立国定都，大封有功。14年的时间，横扫中国18个省份，几乎彻底摧毁大清王朝。

然而，用老百姓的话说，也许是清王朝气数未尽，命不该绝。如此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发生了最高层领导的权力内讧斗争，元气大伤。而清王朝这边，却出现了几个难得的人才，这就是后来被誉为“四大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四人。他们组建了以湖湘子弟为主要构成的湘军，最终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

曾左彭胡四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他们不但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得以起死回生，又存在了几十年，而且，他们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后世学术界在如何评价其功过是非上有着巨大的分歧，尤其是对四人中的核心人物曾国藩，因其镇压农民起义，多有杀戮，更是众说纷纭。

章太炎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蒋介石则说“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政治人物多少都受到过这几位的影响。近年来，大陆出版的关于曾国藩的图书多不胜数，也足见其历史影响至今未衰。

本书的主旨是讨论古代政治舞台上的圈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来，这四人也是一个经典的政治圈子范例。

曾左彭胡，四大中兴名臣，无一例外都是湖南人。

历数近代中国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湘人多矣，足可以专著论之。其中代表性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罗荣桓、魏源、黄兴、宋教仁、蔡锷、谭嗣同等等，都对中国近代历史有过巨大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戊戊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曾写《少年中国说》传诵一时。另一位年轻的湖南才子杨度则效任公笔法，写了一首《少年湖南歌》，其中在对湖南的人杰地灵做了一番描述后，放言：“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其豪迈慷慨以及自负之气跃然纸上。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了湖南这块风水宝地以及近代以来产生于此的豪杰俊彦之士，就不会指责杨度的狂傲了——在传统文化和内在性格上，湖南人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开近代湖南风气的人物，笔者认为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王夫之王船山先生，在思想学术上对后辈学人影响极大。他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知而不行，犹无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

另一个是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儿女亲家），“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其官位显赫，声誉卓著，是三湘子弟经世致用的一个现实楷模。

但真正使湖南人整体崛起并使天下为之侧目的，则还是曾左彭胡四人。他们一手组建的湘军在与太平天国、捻军的征战以及左宗棠收复×的过程中，纵横天下，湘系人物也随之因功遍布政坛，其势力之大，令朝野为之侧目。

在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上，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政治舞台上多有一个相对的地域中心，因为科举考试取才的缘故，往往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政治上具有较多的机会，或者是跟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军功集团在王朝的前期发挥主导作用。而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湖南很少出现过一流的政治人物。最明显的证据就是，1860年以前，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有学者曾对此做过详尽的统计：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收录鸦片战争以前历史名人3005人，其中湖南籍仅23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0.77%；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名人750人，其中属湘籍者85人，占同期总人数的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