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长征路上的湘籍女红军(一)

战争本身并没有性别。从西方的圣女贞德到东方的花木兰，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女人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参与。

73年前红军的长征是一个时空广袤的大舞台，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四支队伍中，都有女红军的出色表现。其中，中央红军离开红都瑞金西进的时候，共有8.6万多人，随队而行的女红军却只有30人，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约为2700:1。在那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她们和男性一样经受了战争、饥饿、寒冷，她们还承受了男性所不会面临的例假、生育等特殊考验。她们用血和泪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在建军8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走近5位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湘籍女红军，倾听她们长征途中的动人故事。

长征路上的浪漫爱情

刘英，湖南长沙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与张闻天结婚。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党委书记，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张闻天和刘英是在莫斯科劳动大学认识的。当时，张闻天是刘英的教员，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马列理论水平深为刘英敬佩。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了遵义城，刘英在街头游览时遇到张闻天。他盛情邀请刘英到他的住所交谈。聊着聊着，张闻天忽显拘谨，半晌才转弯抹角吞吞吐吐地说：“我们认识很久了，互相都比较了解，有着共同的信念，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

敏感的刘英听出了张闻天的弦外之音。自1929年丈夫牺牲后，她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紧闭情感心扉，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张闻天，她虽敬佩，却从没往恋爱上想。她生硬而直截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张闻天脸红了，结结巴巴地问为什么。刘英解释说：“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子，对女同志来说，不仅不能工作了，还要带来一场灾难。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带，以至于害了孩子，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感情上的折磨简直是种酷刑。我下了决心，不到根据地决不结婚。”

张闻天听了刘英的解释，没有吱声，半晌才说：“我尊重你的选择。”

4月，刘英接替邓小平任中央纵队的秘书长，主要负责中央领导人的生活，和张闻天的接触更多了，行军中两人常走在一起。师生之情和部属之谊，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的情感之弦慢慢地弹奏在了一起。刘英表面上虽还保持着与张闻天的距离，内心却已然接受了他的爱。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张闻天喜滋滋地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吧”刘英为张闻天执著的爱所感动，幸福地点点头。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两颗相爱多时的心终于在瓦窑堡紧紧地贴在了一起，是年张闻天35岁，刘英30岁。说是结婚，其实只是把两个人的行李合在同一孔窑洞就算完事。

一双鞋的感动

蔡畅，湖南双峰人。1900年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冬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两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长征途中充满了艰辛，尤其是夜间行军，人生地不熟暂且不说，由于队伍庞大，遇着上山下山、过桥趟水，便会出现前面部队走不了、后面部队走不动的情况，有时一夜下来十里路都走不到。要是遇上大风大雨，队伍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将士们遍身淋透，又困又饿，只能就地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蔡畅始终不忘关心周围的同志。她将组织上派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病号骑，或帮助其他体弱的同志驮东西，自己则跟大伙儿一同步行。有一次，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居然打着赤脚行军，惊讶不已，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是因为刘英的脚太小，找不到合脚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