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风水理论对书院的影响

    摘要：中国传统书院在其发展的前期继承了唐末五代文人隐读山林的传统，在与佛道等家教育的斗争中，又不断吸收融合佛道等家教育的经验教训，更新改造，成功地遏制了佛道等家教育对其正统地位的冲击。同时也为了与×——佛教、道教争夺教育阵地，融合了佛教和道教二家文化，选址趋向表现为依山林，择山林胜地——风景优美的名山。并与之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形成了以儒家为正统，佛道为辅，自然也包含着法家、农家、兵家等各方面文化的多元结构。

    关键字：风水 古建筑 书院

　　书院建设首先要进行基址的选择，这对书院环境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书院建设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此时风水的附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著名古建筑专家刘敦桢在五十年代发表的《中国住宅概论》一书中指出了风水同中国传统住宅的密切关联。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则在《白沙宋墓》中，从风水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宋代墓葬制度的诸多奥秘。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风水的研究成果表明风水对中国建筑从选址、规划、设计到营造的各个环节的深刻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传统建筑的一种，书院具体选址及环境营划亦与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密切相关。

　　受时代的制约，风水家们仅能用气、阴阳、五行、八卦等来阐释环境，使风水说趋于神秘化、迷信化。它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对人的生活、居住环境的选择与处理，以满足人们避凶就吉的心理需要，而实质上是古人用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对山水自然形态的直观观察来判定宅基所谓的“吉凶”，从而作出“最佳”选择的。风水理论分为形法和理法，形法理论注重山川形式与宅形格式的自然环境配属，以推导吉凶。理法理论则注重山川形气与宅居方位的布局及空间组织，以推导吉凶。至宋明发展到了极点，影响上至皇室下达民间，书院受其影响在所难免，例如书院志中多有对环境描述的《形胜》之文，常使用与风水有关的术语如：“卜定”、“相度”等。

　　书院常常把选址与士风、文气联系在一起，有人甚至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所谓“山水自然之奇秀，与文章自然之奇秀，一而已矣。山水之体骨形势不一，求其畅适人情而止，文章之体骨形势不一，求其恰肖题神而止，两者理相同而机亦相助。”因此书院禀地灵气，有利人材辈出。郭汝诚建凤山书院，就因为“此院跨西山之麓，东有梯云诸山为之向，尤跨胜地，占奥区，宜乎科名显达，甲于郡属。”

　　书院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主要反映为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之间的组合。其中，自然要素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山和水，因而具体操作过程当中主要解决的也就是建筑、山和水三者的组合问题。大多数书院的环境选择类型为所谓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水面山称人心”；或为所谓的“山屏水障”，“藏精聚气”，“钟灵汇秀”；或为所谓的“枕山襟水”；或为一面背山型，外部环境以水为主，风水说此种形势便是以水为龙脉的。

　　同中国的其他传统建筑一样，书院建筑多为坐北朝南。坐北朝南本是人们对于地理气候的适应而总结出来的经验。经老子等人加以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上升为理论。风水家对此更是大加渲染，将“山北为阴，水北为阳”等总结为“居阳背阴，谓之大吉”的风水纲要。风水说将南向、东南向、东向为三种吉向，并以东南向为最吉方位。书院大门的朝向亦多居中向南或东南、西南。人们似乎确实相信风水方位与书院的兴盛是紧密相关的。如湖南著名的岳麓书院以及渌江书院，都为座西朝东向。

　　风水的世俗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择地、选向、营造中祈福的重要约制因素，同其他传统建筑类型一样，书院的建设深受其影响。张栻在《答朱元晦书》中称岳麓“书院相对案山，颇有形胜，有力者睥睨作阴宅，披棘往来。四方环绕，大江在前，景趣在道乡、碧虚之间，以风霄名之，安得杖履来共登临也”，已露其风水观念。朱熹曾经出于释老数十年，风水不可能不影响到他，扩建岳麓书院时他就曾为调整朝向而有“更建于爽岂之地”之念。另外乾隆年间，在院前农田中一土阜之上兴建魁星楼，也以该地为所谓“蛇过麓”的风水宝地，建此“可以发甲”。为科举发达而寄托于风水神灵，成为祭祀的重要对象。

　　清儒陈大受在《重建文昌、塔、碑记》中曾提及，湖南祁阳文昌书院在明熹宗“天启时，有邑人荫监生陈朝鼐误信形家邪说，倡众毁塔而书院亦废”。

　　又如清张兆凤建高州敷文书院曾谓：“予莅任初，即相度遗址，见门峙三峰，形如笔架，层峦耸秀，望而知为地脉钟灵。”也是从风水角度择基的。

   也有置风水于不顾者，如清儒李元春在《华原书院志》之中就认为：“书院本在道北东岳庙东偏，讲堂向东。今移道南向北。……既移后，堪与家多言不如旧地之吉。予谓诸生曰，学在我，何有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