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的客家人和“本地人”

今日的铜鼓县在宋代属分宁县管辖，明代隶属宁州府。清朝嘉庆六年将宁州改为义宁州(今修水县)。民国二年正式设铜鼓县。

铜鼓的汉族村民自古就有“本地人”和客家人之分。时至今日，仍然存此称渭。他们各自历史地形成了一些特点，有过隔阂，但又早已志同道合，休戚相关，生死与共了。

乡关何处是

秦汉时期，由于北边匈奴和东胡游牧民族的侵入，加上严重的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在黄河流域中部和洛水一带这个被称之为“中原”地带的汉族，开始了南迁。先行的中原灾民定居在华南称为“本地人”。

铜鼓的“本地人”是在何时从何地迁移定居的呢?铜鼓县文物办公室征集的文物资料提供了佐证：唐、宋时期“本地人”来铜鼓定居了。宋神宗时，苏东坡的好友胡安鼎辗转迁入今铜鼓带溪乡大群村港下里。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端阳节前苏东坡从黄州(今安徽)到筠州(今高安)来看望他的弟弟子由，路过带溪，就住宿胡家。临别赠诗曰：“我闻此间胡居士，陆浑家风今再觏……。”陆浑在何处?它位于今河南嵩县东北的中原区域。胡安鼎迁自陆浑，是不言而谕的了。他的后世孙清乾隆举人胡乙灯还是有名的文学家，他著述的《楚辞新注求确》十二卷，《雾海随笔》今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此外，西向乡也发掘了北宋进士罗公墓。他们的“本地人”族系后代遍居这些地方。

中原的汉族从东晋所谓“五胡之乱”时起，又开始了大的南迁，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南迁历史中历经了五个时期。由于其南迁比“本地人”迟了一个时期，故称为客家人。其实，“本地人”和客家人都同属中原汉族，只是在迁移的时间有先有后罢了。向江西迁移的客家人从东晋开始到北宋末年基本结束。向华南迁移的客家人历经的时间更久，直到清朝同治六年始告结束。

由于种种原因，客家人还出现了多层次的迁徒。他们在迁居华南后，又由华南不断迁往他地。一部分从广东省南路经海南岛，向东南亚各地移动。一部分又由南面北向长江中下游各省移动。据史记载，明代嘉靖年间“一批福建人因避倭寇之乱，逃至江西，在宜春北部，‘三关九图’，之地，开山种地，起初人数不多，而且都是春至冬归。后来广东人也纷纷迁来，增至数十万人。在宜春、万载等地搭起亭棚，长期定居。”于是，客家人又称为“棚民”或“山地人”.康熙十年(1673年)，吴三桂，耿继茂之子耿精忠、尚可喜之于尚之信发动“三藩叛乱”，福建，广东又有一批客家人因避战乱迁入萍乡、宜春、万载等县。此时，来自福建、广东、赣南的客家人也纷纷迁入铜鼓，他们在深山密林的山地“茹苦含辛茹苦致力耕作，躬耕自给”。

以后，聚居铜鼓的客家人越来越多.清代乾隆时义宁州除西乡，泰乡外，其余的高、祟、奉、武、仁、安六个乡的所有客家人获准设怀远都。怀远都既是客家人松散的行政建制，又是客家人的经济组织。可见，铜鼓也是中原汉族的第三故乡，杂居着“本地人’和客家人.

胞族共休戚

铜鼓的“本地人”和客家人都是在不同时期先后迁入的中原灾民，然而，他们在最初的相处中却有隔阂，还一度反目为仇。究其原因在何处呢?

(一)“本地人”对客家人的排挤。“本地人”先行到达后，“以插草为标，一切荒地概属所有”，封建地主又不断兼并土地。以后迁入的客家人为“未开化之民”，不准与之通婚，不共书院读书。客家人只得在山多田少的贫瘠山区开荒种地。

(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的族权主义的束缚，“本地人”和客家人的封建地主从中挑唆，制造事端。

(三)封建统治者对客家棚民存有戒心，在一段较长时期任用“本地人”中的封建地主制约客家人，不准客家人入户籍。

然而，客家人为了建立户籍，争得生存，他们辛勤耕作，“开山垦田”，“赁山种麻”，促进了贫瘠山地的经济发展，一度出现了”家给入足”，人丁增长，“歌适乐郊”的局面。经济的发展，客家人和“本地人”商品贸易增多了。于是，他们相互学习，交流生产技术，逐渐加强了联系，增进了友谊。

清代，封建统治者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土地兼并现象极为严重，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贪污成风，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就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谓“康熙盛业”之时，腐朽衰败现象也也相当严重。

在江西等地，统治者“勒令客家人回原籍。严行保甲之法，逐户逐营查驱棚民”。客家人破产流离，无法生存，顺治五年(1648年)朱益吾揭竿起义，率领棚民几万人攻城占地，连克萍乡、袁州。次年又克万载。康熙十三年(1674年)再度攻克万载。雍正元年(1723年)又爆发了温上贵起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声势浩大的棚民起义中，铜鼓穷苦的“本地人”响应和参加了客家人的起义队伍，有力配合了客家人的斗争，壮大了江西棚民起义的声势，“本地人”和客家人这一对胞族在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加深了战斗情谊，加强了融洽，患难与共了。

遗存辨特点

“本地人”和客家人在铜鼓繁衍生息，历经了若干世代，他们历史地形成的各自特点至今依然可辨。

客家人因久居深山老林，山多田少，男子多出外谋生。妇女除操持家务，还要开山种地，以勤劳著称，也由于从事生产劳动的缘故，妇女一向没有缠足的习惯，俗有“大脚女客”之称。客家人还生性好动，性直、勇于进取.初迁之时，他们还常常遣派子弟回福律，广东学习拳击棒术，“练武防身”。客家人还爱清洁，有每天入浴的习惯。

“本地人”耿直厚道，注重礼仪，勤劳节俭。因住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以及传统的习惯，妇女在古时多缠足，温良恭顺，操持家务，男耕女织。

时至今日，铜鼓仍然保留着两大方言，“本地人”讲本地话，客家人讲客家活(又称“怀远声”)。

长期以来，“本地人”和客家人取长补短，又各自发扬了本身的优点。他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前仆后继。在铜鼓，“本地人”和客家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斗争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共同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本地人”和客家人又沐风栉雨，和衷共济，为铜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奋斗。

注；据在铜鼓境内所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来看，铜鼓在秦汉以前已有居民，故在唐宋时期迁入的居民也不是真正的本地人，因此文中对“本地人”三字打了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