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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孙诒让

以稿换稿】  作者: 佚名   发布: 2015年04月15日   阅读: 次  【繁体中文】【    】【收藏

又名德涵,字仲容(一作仲颂),晚号籀顷,浙江瑞安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清道光二十八年月十九日(公元1848年9月16日)。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治西北二十五里集善乡演下村(今瑞安市陶山区潘岱乡砚下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幼名效洙,又名德涵,后名诒让,字仲颂(一作冲容),别号籀庼。其父衣言,道光三十年成进士,入翰林,历官中外垂二十年。

孙诒让的治学是由父亲发蒙的。他五岁时即随两亲居北京,从父读书识文义。九岁,受《周礼》,十岁即旁涉群籍,日以浏览《汉魏丛书》为乐。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出任安徽安庆知府,他才从北京返归里门。年十三,治校雠之学,即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卷。十六岁,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及《皇清经解》,知清儒治经、史、子、小学的家法。年十八复著《白虎通校补》一卷。到了廿六岁,便开始草创《周礼正义长编》。

他在治学道路上,尝自言:“少耽文史,恣意浏览,久之,则知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盖以四部古籍具在,善学者自能得师。”可见他幼承家学,从少即打下坚实基础,到后来博极群书,其所以著作等身,学术超越前人,主要是出于自己的专攻。他十九岁参加院试以第一人入邑庠。次年应浙江乡试,中式同治了卯科举人。但后来因鄙薄八股时文,虽八上公车,终未成进士。

自同治七年(1868)至光绪五年(1879)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侍父从宦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使他有机会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学士和学者名流,相互切磋学问,并甚得父执俞樾、座师张之洞的垂爱,获益不浅。他对于乾嘉训诂考据之学,尤服膺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及梁玉绳诸家,走的是正统的朴学道路。光绪元年,他在三应礼部试不第之后,由于父亲的安排,曾以山西赈捐,援例签分刑部主事,但他不愿以入赀为官,只在刑部行走四个月,便乞假离开官场,回到时任安徽按察使的父亲身边,仍埋头做他的学问。

此后,孙衣言调官湖北、江宁布政使,他都随宦在侧,由安庆而武昌,而后又回到南京。光绪五年(1879)秋,孙农言以太仆寺卿致仕,他也随之返居乡里。中间除遵父命曾一再晋京应试与因参议学务而再至杭州外,均在家从事撰著,杜门不出。晚岁,并在乡办团防以御外侮,议变法以图富强,兴学校而言人才,营实业以济民生。清廷诏开经济特科,中外大臣陈宝箴、瞿鸿*、张百熙、康景崇、端方、张之洞等先后三次举荐,均不赴;礼部征为京师大学堂监督、礼学馆总撰,也都坚辞不就。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908年6月20日),以病卒子家,终年六十一岁。从孙诒让十三岁开始撰著到卒前犹撰就《尚书骈枝》一书来看,其学术生涯,长达四十八年。计著有《广韵姓氏刊误》、《白虎通校补》、《六历甄微》、《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古籀拾遗》、《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周礼三家佚注》、《逸周书*补》、《大戴礼记*补》、《周礼政要》、《九旗古义述人《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学务平议》、《学务枝议》、《尚书骈枝》、《籀庼述林》等二十余种。草创未就者尚有《经迻》、《四部别录》、《汉石记》、《古文大小篆沿革表》等多种。

治学范围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古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均能创新发明,迈越前贤。他的学术研究门径,是建立在校雠学和文字学的基础上的。因此对校勘古籍,能以古人的语言解释古人的著作,不牵强附会,不泥从成说,古籍中的许多误字、疑义、错简,经他解惑辨析,往往加拨云雾而见青天,使入心目豁然。至于治理经书,他继承的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学风,以为研究经书义理和所记载的典章制度,在于以其微言大义,针对今之时弊,见诸施行,以收成效。通经致用,讲求事功,可以说是他治学的根本目的。

孙诒让的二十余种著作,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温州经籍志》、《籀庼述林》尤负盛名。

《周礼正义》是疏证周代官制的书。系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周礼》,初名《周官》,西汉末刘歆把它叫作《周礼》,经东汉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遂为定本。但此经以官职纷繁,文字多古,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同治七年,孙诒让以为《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便决心要为此经作新疏。初,罗举汉唐以来迄清儒之说录为《长编》,继草《周官正义》,订补郑注贾疏,并录近儒异义加以论辨,然自视以校理,但仍不无乖漏。

孙诒让视墨翟为贤圣人,《墨子》是“振世救敝”的书,遂撢思十年,会集众说,依《尔雅》、《说文》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钩沉等篇作后语附于书末,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许多途径。于是这一沉埋于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书于光绪二十一年付刊,德清俞樾为之作序,盛赞它:“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梁启超则认为:“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

治训诂必须通篆籀。在我国历史上,钟鼎文字,有宋一代就有欧阳修著《集古录》以后,摹写、考释、评述之书虽日繁,但他们只是搜集材料,未能深入探索,乾嘉学者也只是拘守《说文解字》,未越雷池一步。直到清末,才有吴大瀓作系统的研讨,著《说文古籀补》、《字说》,从全文中探索字形、字义,取得较大成果。孙诒让从十七岁起即笃嗜金文,壮年曾登焦山访周鼎,手拓数十纸而归。自谓三十年来所睹拓墨累千种,每覃思累日,如对古人。其所著《古籀拾遗》三卷,系继吴大瀓之书而作。地运用字书与所见金文相互校核,以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三书之误。嗣又得吴式芬《捃古录》读之,反复玩味,又多获新义、复于光绪二十九年著《古籀余论》二卷,以订正吴式芬之误解及自己前作之疏缪者。其建树遂超出前人。但他对古文字的研讨,仍不以此为止境,当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后,丹徒刘鹗把他所得的部分甲骨,选拓出一千另五十八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印成《铁云藏龟》六册,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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