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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一线说南海—评汪荣祖《康有为论》

以稿换稿】【繁体】  作者: 陈夏红   来源: 网络整理   阅读 次  【    】【收藏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康有为先生是一个被各方史家误读乃至诟病极深的人物,其在戊戌变法本身及其前后的所作所为,一直是各方争议的焦点。汪荣祖所著《康有为论》结合康南海在戊戌变法之前、变法中间以及变法失败之后的行述,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传主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对于康有为先生的评价亦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据汪荣祖交代,《康有为论》系“为傅伟勋和韦政通两教授所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而写。”对于这么一本以描述作为哲学家的康有为为主要脉络的人物评传,作者当然必须得先作出判断:传主是否是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如果是的话,那么传主究竟在那些方面表现出了其作为一个世界哲学家的特质?
    《康有为论》摆在眼前,第一个问题自然回答,这本传记的重点,无疑得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康有为的哪些作为奠定了其作为一个世界哲学家的基础?这个问题正是《康有为论》一书的主线。作者对于康南海的评价,集中地体现在该书“原序”第二段:“他不是专业的哲学家,也缺乏近代哲学家的严格训练。但是他天生具有充沛的哲学家情怀,悲天悯人不能自己。他又有高瞻远瞩额眼光,不仅洞悉时代的危机,而且触及人类的未来。他在西潮汹涌东来的敏感时刻,既多立言,还想立功与立德。假如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哲学家,至少是一极为重要的思想家,鸿爪留痕,不能磨灭。他的大同乌托邦理想亦应在尽在哲学史山,占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任何人欲寻觅10、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康有为似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选。”
    那么,作者是如何围绕既定的主线,来论证康南海是一个哲学家呢?从时间来看,大约分为了三个“点”:戊戌变法前的康有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以及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的行为与著述。如果从篇章布局来看,除了第一章是简介康有为及其家世之外,从第二章至第四章都是在告诉读者戊戌变法之前传主的“思想雏形”、“一元思维”以及“哲学诠释与政治改革”。而第五章“思想之实践”则重点依据史料和史证,详细地讲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过程中的表现。第六章至第九章从所谓“保皇”、“尊孔”、“大同乌托邦”和“天游”诸多方面讲述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后的努力。第十章就“中国近代史上的康有为”作出了类似于“原序”中对于康有为的评价。
    毫无疑问,作为戊戌变法的总设计师,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一生中最灿烂亦最让人惋惜的一个篇章。在这之前,康有为饱读诗书,周游中原,屡试不第,目睹“国破民蔽、危机四伏”的季世惨状,以一布衣之身奋勇上书当局,试图希求当局变法图存。正如汪荣祖所言,“康氏谋求变法的企图是先要说服皇帝,然后凭借皇帝的权力,磊雷厉风行,以速奏效”(第6页)。救国上书失败之后,康南海又退回书斋办教育,借此启蒙出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来。汪荣祖敏锐地注意到,在万木草堂教书过程中,康有为逐渐形成其一元论的观点,即认为“历史文化的发展,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同是天地间公共之理,而且超越种姓国界,放诸四海而皆准。”(第21页)读者对此必须得认真对待,康有为的这种思维方式,完全可以为其无论古今中外,凡于我有利之学说、制度、经验等皆可为我所用的做法提供一种极为合理的解释。正因为如此思维,传主方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传世。汪荣祖将康有为人生分为三段,而在其第一段即牢牢抓住其“一元论”文化观,此点乃是《康有为论》的神来之笔,汪荣祖在此着实表演了一把其史家风采。
    对于康南海人生第二点之戊戌变法,汪荣祖在第五章附录“翻案与修正之辨”(第84页~94页)中,详细地讲述了其作长文专门论述“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学术背景。在此部分论述中,汪荣祖针对黄彰健指斥“康有为是一‘作伪者’,既要革命又要变法的阴谋家,不是真正的维新派”以及邝兆江指斥“康有为并非戊戌变法的要角,《戊戌奏稿》大部分是‘神话’,康、梁得享盛名是政变之后宣传吹嘘而来”(第85页)这两种所谓“翻案”的文章,依据大量史料得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以及政变关系重大,乃是不可抹杀的事实”的结论。如果读者试图了解汪荣祖笔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还请认真阅读《康有为论》第五章“思想之实践”。
    按照传统史家观点,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之后,康有为变得越来越落后,始终对于通过光绪皇帝实行变法抱有极大的期望,甚至成立了所谓保皇党;在辛亥之后提出“保国、保种、保教”谬论,又提倡虚君共和等等,反对革命,提倡改良,皆落后腐朽过时之歪论。此论确否?《康有为论》第六章以下,汪荣祖对于传主在戊戌变法之后的种种表现做了理解之同情的研究,指出康有为始终将皇帝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因光绪在戊戌变法种已展现其变法的决心与能力。所以保皇运动一开始,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光绪归政”,而“拳乱与八国联军给康带来打倒慈禧、归政光绪的大希望”(第96、97页)。最终,汪荣祖认定康南海“全心推动君主立宪,眷恋清皇朝之意少,为中国前途着想者多。”(第100页)而后绪的“孔教”、“大同乌托邦”以及“仙游”俱为“为中国前途着想”的例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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