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

作品原文

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1）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2），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3），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4）。此书、疏、谕、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

《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5），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6），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7），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8），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邪？

作品注释

（1）五代史：指欧阳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安重诲：五代后唐大臣，明宗时任兵部尚书等职。

（2）脉：指文章的脉络线索。

（3）分疏：分别阐述。《五代史·安重诲传》先总说安重诲“恃功矜宠，威福自出，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几灭其族”，然后分别以事例说明这几个方面。

（4）“中间”二句：《五代史·安重诲传》在中间举出安重诲的四次过失：“轻信韩玫之谮，而绝钱镠之臣；徒陷彦温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严一出而知祥贰；仁矩未至而董璋叛。”然后分别详述这四件事。方苞认为这样写不合于史传的义法。

（5）传（chuán船）：流芳后世。

（6）“故于伯夷传”旬：《史记·伯夷列传》对伯夷事迹的叔述极为简略，而前后却有大段议论。在叙述伯夷“饿死于首阳山”后，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天道难知的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7）“于孟、荀传”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一段议论：“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慨叹战国时期的世人好言利而不言仁义。“仁义充塞”一语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意为仁义的道路被阻塞。

（8）“于屈原传”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屈原之所以著《离骚》：“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作品赏析

此文中心，仍是谈“义法”问题。文中首先论《左传》、《史记》“义法”之精，指出为文应文气贯通，前后照应，富于变化，不主一道。接着批评欧阳修所作《五代史·安重诲传》议论与叙事相间，不合记事文体的“义法”，认为传记文只有在可记之事甚少时才允许叙议相间。史传文大多通篇叙事，只在叙事完毕后，才附以论赞，但欧阳修所用叙议相间的写法，其实也有可取之处。方苞的批评有点绝对化，且与篇首所说“不主一道”相矛盾。把为文之“法”绝对化、程式化，“法”就会流于死法，方苞论“法”，正有这种弊端。

作者简介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凤九，号灵皋，晚年又号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1662—1722）进士。1711年（康熙五十年）因文字狱牵连入狱，得人营救，两年后出狱。后官至礼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创始人，当时颇有影响。主张写文章应讲究“义法”，“义”指文章的内容，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结构条理，语言雅洁；从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所作文章多宣扬封建礼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义。有《方望溪先生全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