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中国古代的普通秘书人员

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各级官署中，活跃着一支庞大的队伍——胥吏。胥吏，“皆在官之人也，大小衙署皆有之”，是“公家所用管理案牍之吏。”（清稗类钞·胥役类）胥吏不是官，却是官的左右手，官署中大量具体政务要倚靠他们办理。笔者认为，胥吏就是今天意义上普通秘书人员。胥吏人微位卑，名不见经传，属“庶人之在官者”。即使在今天，研究行政学和秘书史者，多是偏重于“流内”职官，而对属“流外”的胥吏则惜墨如金。

一、胥吏的名称和编制

古代官署中雇用的吏员有文职和非文职之别。文职吏员即胥吏，从事政务性服务工作，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知识，从事誊录文稿、收发公文、办理和管理文书档案、造报册簿账目等工作。非文职吏员即差役也称衙役，是从事事务性工作的工作人员，如，催征赋役、查管市场和关卡、保管钱粮物库，捕押犯人、衙门内外站堂、看门通报、传唤等。杜甫《石壕吏》中写的“有吏夜捉人”之吏，就是催征赋役的吏。胥吏与胥役是两个概念。胥役包括胥吏与差役，两者不能统称为胥吏。

胥吏的名称，在不同的朝代和其不同的工作岗位，有诸多称呼。如唐代的令史、书令史、甲库令、掌书记，宋代的孔目、押司，明清的书吏、书办、供事等等。明清时期地方衙门里有“三班六房”。“三班’即皂班、壮班、快班，有皂录、门子、典狱、快手、马快、步快、弓兵、禁卒、粮差等。这些吏员都是非文职吏员。“六房”即对应中央机关的六部，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各房的吏皆为文职吏员即胥吏。

在中央和地方，胥吏都有正式编制定额，唐朝中央各部门的胥吏有6000多人（《新唐书·选举下》）。仅以门下省和中书省为例：门下省九品以上官员有46人，吏员163人（不包括门仆800人）；中书省官员54人，吏员290人。其中，门下省令史（文书办理人员）22人；书令史43人；甲库令（档案管理人员）13人；亭长（掌门户启闭禁令）6人；掌固（管理仓库和办公设施）14人。另外还有制敕修补装婊人员等（《新唐书·百官二》）。在这些胥吏之上，有录事和主事，属下级官员，相当于秘书科长。以后宫署不断膨胀，人员也不断增加，虽然有定额编制，但实际人员大大超编。清代，中央的内阁设62名、翰林院16名；地方的督、抚衙门定编20—30名左右，州、县衙门大致在十几名至二十几名。从定额看人并不多，但也不够，各衙门无不大量雇用书吏，致使所用书吏超过定额十倍有余。仅户部胥吏就有千人以上。

二、胥吏的选用和待遇

胥吏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和一定技能，所以要经过考试择用。在汉代，考中央吏员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汉律，学童年十七以上，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八体试之。岁终试于郡，郡守移于太史。并课最者，乃得为尚书省御史台史书令史。史书令史者，若今之书记宫，其秩二百石，又谓之给事，则今所称办事员也。”（许同莘《公牍学史》）要会大篆九千字，会书写八种字体，才具备当一名吏员的条件。成绩优秀者才有可能录用为中央机关的吏员。这样的条件相当高，实际操作上是否如此，后人也多有怀疑。

宋代，中央机关文吏的考试一般要经过两道程序，先由选用衙门考试，合格后，送御史台复试，合格者才能成为正式吏员。考试内容有两项：验人才，试书札。由于各部门的业务不同，吏员的岗位不同，工作要求也不一样，吏员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还要经过一阶段的专业知识的培训。（陶绪《宋代吏人召募考试制度初探》）

元朝初，用命题考试胥吏，但是由于官场腐败，考官作弊，事先往往纳贿泄题，考生舞弊出钱雇人代考，选拔出来的素质并不高。后来，考试方法趋于严整，先由社长和有声望的老者书面保举，证明其品行优良，能通晓哪本经书，继而由首领官当面考试，合格者录用（杨剑宇《中国秘书发展史》）。明代实行纳银充吏制，清康熙时停纳银改为召募。考的方法是，报考者持同乡书吏及乡邻的证明材料到当地官署报名。证明材料证明其身家清白，非冒名顶替，非重役，经核对无误后才准参加考试。择通晓律例，文理顺畅、工于写算者录用。

胥吏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虽然起着很大作用，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并不高。魏晋时期，官吏定品级，九品以上称为“流内”，是政府的正式官员；九品以外的称为“流外”、“未入流”。流内为官，流外为吏，泾渭分明。科举制后，流内官均需取有出身资格者充当。唐代就规定未入流者不得任清要官。明代“吏之考，三、六年满，移验封司拨用。九年满，又试授官。”（《明史·职官一》）对胥吏三年考核一次，经过三次考核，优等者可授以做官员资格。在清代，胥吏任满后，经考核也授官。“一等用正八品经历（掌出纳文移），二等正九品主簿，三、四等用从九品未入流。”（《清史稿》）。乾隆以后，优秀的吏员只能授以从九品（最低品级的官）。

胥吏经济收入与官员的收入是相当悬殊的。据《新唐书·食货五》载，中央机关的胥吏“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每月一百七十文。而最低级的九品官，月俸是一千五百文。吏的收入是最低官收入的九分之一。明代初期制定的内外文武官年俸，最高等是正一品1440石，流内最低等的从九品是60石，未入流者为36石。胥吏比最低级的官员相差不少（《明史·职官一》）。仕途上无前途可奔，俸禄上“钱图”不多，因此，胥吏利用职务之便，唯利是图，是有待遇低方面的原因。

三、胥吏与幕僚的区别

幕僚，又称幕友、幕宾，俗称师爷，是明清时地方官署中主官聘请的佐理人员。主要职责是处理刑名、钱谷、案牍等事务。从工作性质上看幕僚与胥吏同属辅助人员，做的是秘书性工作，但两者又有很大差别。

1.从中央机关到州县官署都有胥吏，人数的多少与官署大小成正比。幕僚是地方督抚州县官署里主官聘请的人员，中央机关里没有幕僚。一般来说，督、抚衙门聘幕僚数十名，州县衙门三、四名左右。地方各级官署普遍聘请幕僚，当时有“无幕不成衙”之说。

2.胥吏是公职人员，纳入政府系统之内，有编制额数，职责范围，由政府考核选用，报酬由政府支付。也就是说胥吏是与各级官署官员相配套的，犹如一部机器，官是发动机，胥吏则是镙丝钉或传动带。幕僚则是由幕主（聘请幕僚的主官）私人聘请，聘谁不聘谁，是否延聘谁、聘用几名、经办何事，完全是幕主根据工作需要和对幕僚人品、工作能力的了解来决定的。幕僚的报酬由幕主私人支付，一般比胥吏的收入高数至十倍。可以说幕僚是主官信赖可靠的参谋，是地方官员的私人秘书。

3.胥吏是“庶人之在官者”，在重品级的社会里，胥吏社会地位低，在官署里是被任意驱使的办事员，被视为“贱业”，为士大夫所不屑。幕僚的社会地位非胥吏可比。当幕僚的人多数是中小知识分子，以幕为业，他们或迫于生计作稻粱谋，或作权宜之计以图再起。但也有科举出身的举人、进士，闲散、失意官员，甚至有名流学者。如徐渭、蒲松龄、林则徐、左宗棠、李鸿章等名人都有过作幕的经历。从幕需要有自身优势才会被人聘请，对读书人或有身份的人也不失尊严。

4.胥吏默默于本职，从事文书处理、档案管理、誊抄文稿、造报册簿等工作，没有参谋、协调职能。幕僚的职能作用要大得多。一是参谋作用。宦海沉浮，仕途坎坷。官员请幕僚目的是佐官为治，仕途顺利。幕僚在这方面往往能起到参谋作用，帮助官员处理政务，出谋划策。如章奏的起草，官场交际联络，接待上级官员，协调左右关系。二是管理作用。官员大都是靠“八股”敲开衙门的，不谙刑名、钱谷等行政管理知识，因此就倚重幕僚处理政务。在内部，协助官员管理胥吏。“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汪辉祖《佐治药言》）。胥吏对于行政管理、办理文书都是内行，常常以此作弊，蒙骗官员，正所谓“清官难逃猾吏手”。所以，官员就要依靠懂行的幕友来监督管理胥吏，约束他们的作弊行为。

四、胥吏舞弊及其教训

胥吏名不见经传，但作为一个群体，声誉极差。论官员，有清廉、能庸，论幕僚有上劣，即使是宦官，也有不少是值得称道的。唯独对胥役，却充斥着骂声。海瑞说：“何今之为吏者，每以得利为夸。惟以得利为夸，故百端作弊，无所不至。时以狗吏呼之，贱之也”（《海瑞集》）。

胥吏作弊的目的就是获利，其作弊手段则五花八门。吏、刑、户房的胥吏作弊机会更多一些。以刑吏为例，“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清稗类钞？胥役类》）。清代的法律条文“律”，只是一种原则性的笼统规定，而实际案情复杂，判案时需用以往的成例“例”作依据，而例案堆积如山，完全要依靠书吏查找，并提出预案，判决或轻或重，主官往往不明所以，画诺而已。另外，胥吏还常使用涂改、伪造、抽换、销毁文档等手段来作弊。

不论是社会民众，还是大小官员，对胥吏作弊都恨之入骨，多有声讨。胥吏作弊是事实，但也有品级观念的因素。胥吏社会地位低，其工作性质社会公众大多不甚明了，许多不公正的事推到了胥吏身上。官员都是有品级的，本来就鄙视胥吏，加上行政事务的处理上不内行，既要依靠胥吏，又处处事事设防，有的甚至吃过亏，受到过胥吏的蒙骗和要挟，由戒心到恼恨，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痛恨胥吏的心理。

深究胥吏作弊的原因，根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政治昏暗、官场腐败、官僚主义、文犊主义是胥吏作弊的根本原因。如果从胥吏制度本身来说，也存在很多弊端。首先，胥吏的社会地位低贱，待遇微薄。既然是公职人员，却视作贱役，与官的收入悬殊，甚至于难以养家糊口；仕途上一般无升迁的希望。这样就势必导致他们唯利是图。其次，在管理上失于×。监察制度主要是针对正式官员的，对“吏”没有一套有力的约束制度。要么下令裁减吏员，要么作出种种苛刻的制约，但都不是把胥吏作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必需的一部分人员来对待，把他们纳入行政系统，像×官员一样来进行×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