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的另一面

    
    不同视野下的人和事总有着异乎寻常的差异性，这正如韩复榘在史学上的形象和民间文化里的“出演”大相径庭。
    山东，所谓的齐鲁之邦，素以礼仪教化闻名于世。近代外交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曾将山东比喻为西方的耶路撒冷，以强调其在中国人心目中和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这样一个“斯文大省”主政七年，禁鸦片、解缠足、兴学校、肃吏治，抛去“地方保护主义”不提，仅就这些社会治理措施而论，韩复榘也足以称得上是有功于一方了。
    “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
    尽管出身行伍，但韩复榘深知施政毕竟跟攻城略地不是一回事，而且更难。故在治鲁期间，禁鸦片，解缠足，重教育，易风俗，做了不少有利于地方的好事。自古文武相济，安邦定国。文事者必有武备，而黩武者必需文治。韩复榘智商也不低，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早在1922年，梁漱溟曾应邀到北京南苑冯玉祥部，给部队官佐讲学，宣传自己“乡村建设”的主张。当时，身为冯部下的韩复榘听了梁漱溟的讲学后，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韩复榘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
    韩复榘在山东推行乡村建设计划时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乡村整理入手不可……我学识浅陋，而有学识的即‘乡村建设研究院’。”后来，韩复榘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军队需要整理，不整理早晚要垮；政治也需要改革，不改革也是早晚要垮的……我不会改革，请梁先生帮我们改革吧!”
    于是，韩复榘划出菏泽等19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所有的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这里要说一下，当时的学界人士比梁漱溟有名的并不在少数，而韩复榘为何与梁一拍即合呢?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从孔子时代起就关注政治，但缺乏与现实结合的手段和措施。梁漱溟倡导的新儒家及“乡村建设”其实是强调了儒家“力行”的这一部分，比如乡约、学政合一等“技术性”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乡村建设的有些理论有乌托邦的成分，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最后达到的效果看，的确不失为救治时弊、移风易俗、有益民生、造福地方的一剂良药。
    梁漱溟提倡乡村建设，韩复榘不但给予充分理解，还划出19个县供其进行改革实践，并将地方军政大权一并交予他作主。在那个时代，一个职业军人能有如此胸襟和雅量，实为难得。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凡梁所提建议多被采纳。对此，梁漱溟对韩复榘的评价是：“他对儒家哲学极为赞赏，且读过一些孔孟理学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
    “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
    1938年，韩复榘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后，蒋为了搜罗韩的罪名，曾召见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蒋介石开口就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不肯落井下石，直言道：“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出卖鸦片。”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原班人马，只有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他是蒋介石点名安排在山东的)与南京方面关系密切。起初，韩复榘对何思源怀有戒心，态度十分冷淡。韩、何之间的第一次交锋是因省财政要削减教育经费而引起的。一天，何思源愤而面见韩复榘，态度强硬地表示：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他还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韩复榘非但没有被“触怒”，反而起身对他说：“决不欠你的教育经费，你放心吧!”
    正是不打不相识，韩复榘与何思源从此反倒成了朋友。尽管如此，韩复榘周围的人还是不能容忍何思源的存在，非要把他从山东挤走不可。几位省府委员曾联袂面见韩复榘，要求将何撤职。韩复榘语重心长地说：“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个是山东人，又是读书人，我们还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样非垮台不可!”
    韩复榘主政期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对教育工作，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在韩何二人的努力下，山东一省除原有的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又增设了许多中小学，还增设了1所医学专科学校、8所乡村师范和4所职业学校，以及国立山东大学、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在校生由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
    值得一提的是，军阀重教育并不是韩复榘的独创，而是有一定的“传承渊源”。韩的前任，“狗肉将军”张宗昌主政山东时就很重视教育。张曾经花重金，请出清末最后一科的状元王寿彭做山东省教育厅长，并拜王为师。张还派人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版本。而张宗昌的前上司张作霖则更重视地方教育，据说还有每逢过年过节，张作霖身着长袍马褂到教师家拜年致谢的美谈。
    韩复榘除重视教育外，还大力禁毒。山东原是烟毒泛滥之地，日本以青岛、济南为基地，在山东大量贩卖毒品，甚至深入到广大农村。韩复榘主政以后，雷厉风行禁烟禁毒，将吸食鸦片者关押起来强制戒毒，屡教不改者枪毙，贩卖毒品者无论多少一律枪毙。韩在山东杀人较多，但绝大部分都是土匪烟贩。在新生活运动中，韩复榘也很有见解，他说：“既然是新生活，公务人员的服装与发型都要一律”。于是，在他的规定下，山东的公务员都要穿布制服，夏天一律穿白，白衣、白帽、白袜、白手套，春秋冬三季则一律着黑，黑衣、黑帽、黑袜。更有意思的是，韩复榘还不准公务员留发，要一律剃光头(类似于军事化管理)。谁要是违反这些规定被他发现，轻则痛骂一顿，重则撤职。
    韩主政山东时，妇女缠足虽由于时代潮流的进步而减少，但封建余毒甚烈，缠足妇女仍占大多数。对此，韩深恶痛绝。民国文人姚灵犀在其著作《采菲录》里记载，韩复榘在告示中规定，“不愿解除裹脚布者，盖以军法治罪。”这样的“严律”的确罕见。
    尽管每个“历史的旁观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史识”不同，但作为那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其言论、行动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社会价值判断标准的一部分。虽然“斯人已逝，功罪任人评说”，但在抑恶扬善的同时，我们或许应该更多地想想，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妖魔化”了他们。这里当然并非专指韩复榘，也许后世会用同样的方式来记述今天的“历史人物”。能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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