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知也

    在我们来说，“鬼子”已是专用词，即指“日本鬼子”。抗战八年是“打鬼子时”，开始叫“跑鬼子时”，有电影叫《鬼子来了》。抗美援朝时，人们对“美国鬼子”，多是说“美国兵”，或“美国大兵”。
    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开始，声言“三个月解决中共”。这话大家很熟悉，已成了名言。结果，我们三年把他“解决”了。三年比三个月多十倍，但是实实在在。我们开始写在墙上的标语，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毛泽东在一讲话中说，我们争取三至五年打败国民党。这一计划三年就实现了，建立了新中国，宣布了国民党政权的结束（在解放区早结束了）。解放战争时期，人们也叫“打国民党时”。
    近读美国李台珊写的《宋美龄》一书，知道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对整个中国不宣而战之后，1937年8月28日，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称：“三个月会打败中国，使中国屈膝投降。”此书中还说：“当时可不仅是日本人这么想，在上海著名的龙吧，经常光顾的外国顾客们也相信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小日本野心不小，它像一条小蛇，要吞下亚洲这头大象。吞了朝鲜是第一步，占领了我们东北是第二步，占领整个中国是第三步。真是“事不过三”，在第三步上，就把自己结束了。我们知道，它对我们是已图谋了多年，占领我们东北后，又准备了六年，才对我们全面不宣而战的。当时，我们不知道它有“三个月打败中国”的宣称。不料它也只识“三个月”的数。而我们什么时候打败它，大家也都心中无底。到了抗战六周年过后，才见到报纸上的口号是：“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果然，1945年，打得鬼子投了降。1937到1945整八年，若从1931“九一八”事变算起，是十四年。够漫长的。我们许多人都读过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文中对什么时候打败日本，画了个大体的轮廓。文中说，我们和日本要打一场持久战，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毛泽东的分析是：“日本国度比较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希望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对于这个“持久”，毛泽东说：“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是战略指挥所必需。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标地进行持久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这个轮廓就是三个阶段，第一是防御阶段，第二是相持阶段，第三是反攻阶段。“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有了第一阶段，就引而进入第二阶段，有了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出现就可能了。
    当时，敌人占领东北，用58万兵力看守，再用所谓“百万大军”向全中国撒。可是，撒到武汉，就不能再撒下去了，兵力不足了，便返回头来“扫荡”后方，一次“扫荡”一二万人，最多到五万人。在山东，1942年是敌人“扫荡”最疯狂的时候，也成了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沂蒙山根据地还剩了“东西一条线，南北十里宽”，形容“一枪可以打透”。但至此，敌人的劲也用尽了，再组织几万人“扫荡”，组织不起来了，“一枪可以打透”，它没有那“一枪”了。“文章”就开始由我们做了。我们的地盘，不用部队去看着，我们的力量可分散——化整为零，可集中——化零为整。根据地中心的界湖，敌人几次安据点没安成，抓了“华工”送东北下煤窑了事；在界湖北边的铜井，好歹安了一个，安了没几天，就让我们拔了，拔了就拔了，敌人没劲再来安。已安了几年的沂河东面的辛集据点，全驻的汉奸（只附近刘家庄子岗楼有几个鬼子），当我们老四团开到我们村，还没等拔，汉奸就都跑了。及至我们打了莒县、沂水，打了蒙阴城，山东中心几个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没有了敌人。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每拔一个据点，都是用的充足力量。蒙阴城，大名鼎鼎，《打蒙阴城小调》流传遍了全国，并一直流传着，已有了多种变词与换词的版本，《攻打天津歌》就是一个版本。蒙阴这座名城，从西门到东门480米，竖起来，和当今《大众日报》帮沂蒙山乡亲打的最深的一眼井一样深，不如有的城市正建的500米大楼高，在这么个空间里，驻着鬼子、汉奸一千多（其中鬼子一百多），我们是四个团加地方WZ四五千人去打的。打蒙阴城时，我们的口号是“迎接大反攻”，果然，不几月，大反攻开始了。
    以上就是我的亲身所见所知，我看见了我们抗日的三个阶段，是怎样的相互连接，怎样的环环相扣。敌人说的话，且不说怎样的反动，单就其思想说，也是纯粹的唯心。唯心主义者，不管是什么人，都不可能把话说准。不管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过去的，还是将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智者知也，知古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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