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氏择地而居到“向心力”的聚散

提及吴佩孚的个性，认识他的人都说此人有点儿孤僻。吴佩孚的不合群由来已久。1920年到1924年间，他在洛阳第三师的司令部前修了一座亭台，请康有为题匾，名为广寒宫。这段时间正是他军旅生涯的鼎盛时期，也是他官场仕途中最顺利的阶段。洛阳的吴府高朋满座，谈笑鸿儒，但吴佩孚却躲进广寒宫里挥毫吟诗，懒得交际应酬。

人生得意的时候尚且如此，更何况败走南阳，亡命巴蜀之后。花甲之年的吴佩孚拍电报给张作霖说是要北上养老，进京之后吴佩孚真的信守了解甲归田的诺言，不仅没有重新出山，还办了一个“正一堂”来弘扬佛法。事情总是这样，“树欲静而风不止”，1933年到1939年，吴公馆从来未得清静，北洋旧部、侵华日军纷至沓来，吴佩孚也不得不随时面对选择—是坚持还是放弃。

试想一位孤僻的六旬老人想要终老北京，应该远离闹市，远离政敌。谁想到偌大的一个北京城竟然找不到一个清静的所在，吴佩孚在京的寓所，东城什锦花园明明是军政要人的聚居地，一块充满明争暗斗的是非之地。西北方向是府学胡同的段祺瑞府，西南方向是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后，朱启铃、章士钊等人也都在附近留下过痕迹。

之所以吴佩孚会住在这并非清静的东四地区，据说是出于如下的考虑：在北京，想找一处能装下随行的八大处编制，又能尽显老帅风采的府邸并不容易。

从明朝开始，东四一带就是达官贵人的首选，藏在胡同里的大宅门不仅空间足够，住在东四，本身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当政治需要、门面需要、住宅需要“交集”在东四，也就是说东四地区几美合一、职能多样，吴佩孚选择什锦花园胡同就成了必然。

上溯几百年，东四都是京城的职能中心，其实北京的城市职能中心始终没能脱离城市地理中心。以紫禁城为圆心，环环相套，从皇宫到王府衙门、到官宅、到百姓、到市场，离心越远影响力就越小。这种城市职能的集中，让北京人不由自主地受了“向心力”的影响，把地理和身份联系起来，认为靠近皇城就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

手边恰好有一份1936年的北京地图，图中的特别政府、市政府、各部委，官宅都围绕在皇城周围。国民政府时期，紫禁城已经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可传统的城市格局却并没什么新突破，大量涌入的新的职能机构像洋行、医院等等也来城内见缝插针。北京的“向心力”并没有随着皇权的结束而消失，甚至波及到了外国人，他们看出靠近城市中心不仅意味着身份，跟顾客多少、赚钱多少也有关系。

到解放初为止，几百年来，北京城区的人口一直维持在一百多万，可如令，一百多万翻了十倍，北京城已经严重超载，可许多居民宁愿放弃广大天地，坚守市中心，“向心力”成了城市发展的阻碍。对这些居民来说，“向心力”与其说是一种心理因素，不如说早就物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尽管城市不断膨胀，但政府机构、商业区，学校仍然集中在城市中心，没有扩散。住在城市中心，和身份地位关系不大，但可以免去上下班奔波，可以买卖方便，享受繁华带来的诸多便利。、

据闻，在新的市政规划里，将来的北京应该分成不同的功能区，有很多个中心，因此北京人仍然“向心”，但不是同一个中心。如果这能成为现实，那么一个层层嵌套的圈，终于能分散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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