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吉祥胡同吴佩孚故居

阳光照暖了南吉祥胡同的每一座院门，老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门口，他们所讲的陈年旧事远得可以上溯到六七十年前，其中竟也能寻到吴佩孚的影子。据一位姓张的老人回忆，1940年，也就是北京被日军占领时期内，不远处的什锦花园胡同有一次风光大葬。当年，她的老伴也就十来岁，和街坊的几个孩子一起帮着出殡的队伍打白旗。纸扎的金童玉女、香车宝马付之一炬，深居简出的“孚威将军”被抬出了吴公馆，停灵在拈花寺里。

经过了直奉战争和北伐战争的双重打击后，吴佩孚失去了千军万马，1933年春天到达北京西直门火车站时，随行的只剩下了几百名卫兵。有史料记载，那天，在京的直系旧部们早早就在火车站翘首以盼，希望吴佩孚“老骥伏杨”，能联络西北军和东北军重振旗鼓。吴佩孚的专车就这样满载希望地驶入什锦花园胡同，驶进堂皇的吴公馆。

只剩下空壳的“军舰”

当年，吴公馆的正门开在院墙东边，如今门被砖封起来，过道被改建成配电室，只有门楼瓦上的雕刻仍保存完好，精致得有些繁琐。记者顺着院墙向西来到了吴公馆现在的大门，门前挂着东城区人事局的牌子，院子中间立着一座白色办公楼，被正午的太阳照着，有点儿晃眼。在这片钢筋水泥下不知能否找到当年的老地基，这里应该是吴公馆主体建筑的所在地。据什锦花园的老住户回忆，文革以前，院里还保留着当年吴佩孚住过的二层小楼。

失意在北京的吴佩孚，经济方面全靠旧友故交来援助，据说是过得有些拮据，但气派不减当年，仍然维持着“八大处”的体制。也就是说，什锦花园胡同23里曾经设有“军备处”、“总务处”、“副官处”等办公室，吴佩孚坐镇在二层小坐镇在二层小楼上，这“八大处”排兵布阵一样守护在他周围，再加上驻扎在不远处的几百名卫兵，这座花园般的公馆就如同停泊在京城里的一艘军舰，可攻可守。走进23号的大门，巍巍一座吴公馆留下的只有前院一排倒座房和东西两个小跨院，当年铜墙铁壁的“军舰”只剩下空壳和两个小“船舱”了。

西跨院：报纸见证的改造

西跨院留着正房和倒座，院子中间搭了车棚，棚下挤挤插插停了几十辆自行车。据午休时仍在正房里伏案工作的徐先生介绍，解放后，吴公馆成了运输研究所，到了文革期间部委合并，23号院的办公人员猛增，不得不拆了前院的二层小楼，盖了今天的办公楼。2000年前后，运输研究所搬走了，院子租给了东城区人事局。院西的墙脚下堆了几排瓦片。几块水泥板。走过去俯身一看，水泥板上居然有字，是一张1974年的《人民日报》。当年，运输研究所大兴土木的时候，用《人民日报》铺地，在上面浇灌水泥，报纸也一起凝固在水泥里保存下来。

两次去吴公馆都觉得冷冷清清，这座藏在小巷深处的宅院现在是个养老的好地方，当年却是门庭若市，难得清静。北上之前，吴佩孚多少有些“重整旧山河”的想法，政客们深知“孚威将军”的号召力，吴公馆前人喊车鸣，出入的净是“北洋遗老”，可惜吴佩孚的卫队很快就被张学良缴了械。

东跨院：还有几件原装古董

东跨院平安地避开了几个改建工程，是23号院内的“完璧”，院内的几件原装古董也都被放在这里。推拉式的单扇木门开在西墙上，门边“虚设”了两个残破的石鼓。推开门，顺着檐下的走廊来到院中。一棵几盘几曲老拓树伸展枝条占了半个天空，蛇奔龙行得像一幅怀素狂草。树下放着两个高脚杯式的石鱼缸，壁上雕着狮子滚绣球，缸里放着几块五彩石头，春寒未了，几尾金鱼呆呆地不肯游动。鱼缸不远处摆着石桌石徽，桌边刻着十二生肖，石墩是新配的，没有磨损过的痕迹。这些充满活力的石雕展现的是生活的另一面，不能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什锦花园里；萌生出“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的念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占了北京，吴佩孚又一次深人险地，但这一次他能用来还击的只有赤手空拳。日本人想借“孚威将军”以壮声势，一时间，说客踏破了吴公馆的门槛。吴佩孚却发誓“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也就是为了这些誓言，他不肯去东交民巷动手术，死在什锦花园的小楼里。

对于吴佩孚的死，可谓众口一词，说他“大节凛然”保住了中国人的尊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破格追赐他陆军上将衔。也是因为他的晚节，吴佩孚的故事才得以在什锦花园一带流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走在什锦花园胡同里还能听到白发老人在描述，当年的吴公馆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孚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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