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序：六、把所有问题都反过来看

    上面已经说过，《赵宋王朝》不是一首赞美诗，这也是我写作本书时时要把握的宗旨，否则就偏离了“真切”二字。艳若桃花的美好需要展现，阴晦和丑陋同样需要展现。以上的几点很容易给读者朋友造成误解：你是不是把宋朝美化得过分了？在这一节里，我就想把光明之外的无奈提出来了。
    1、匡胤抑武重文的大政在当时不能说错，因为如果他不那么做，很快就会回到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去，这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任何一个方针和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文人地位大幅度的提高，造成武人心理上的失落，后起之辈也不再愿意从武而热衷于从文。在宋朝，很难找到像唐朝士子那样争相到边塞建功立业的范例，连范仲淹这样的爱国士人，都不免发出“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哀叹。军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直接造成军队战斗力的下降，所以宋太宗之后的对外战争，胜者少而败者多，难怪后人指指戳戳说宋朝“弱”，这正所谓按下葫芦起来瓢，顾了此而失了彼。他的子孙们没有因军队越来越弱而改变对武人的偏见，不但不思增重武人的地位，反而把唐末宦官掌握军队的失败经验取了过来，使得本已弱化的军队愈加丧失了精神支柱。
    2、文人治国的总体构想没有错，其实早在赵匡胤之前的帝王，就懂得“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文人和武人的关系，二是文人和文人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也不难处理，就看皇帝本人怎样驾驭。宋朝初建时，赵匡胤很谨慎地保护着那些忠实于他的武人，到了太宗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第二次征契丹失利之后，对武人的轻视程度骤然升温，从此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军队的惰性、怨气随之膨胀，军心涣散，甚至发动兵变，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军队越打不了胜仗，给文人留下的口实就越多，再加上宋朝军队最高指挥官由文臣担任，所以文、武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什么叫“文人和文人的关系”？很简单，文人并不是一个统一概念，刚柔不同，正邪各异，如何甄别取舍，总揽全局，是帝王唯此为大的首务。赵匡胤选择了赵普，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赵光义选择了赵普、吕蒙正，国家继续向前发展；真宗选择了王旦、寇准，也没问题，只是后来换了王钦若，国家开始直线下滑。刘太后选择了吕夷简，国家不进也不退，仁宗、英宗选择了韩琦，一路平稳。神宗选择了王安石，不好说。徽宗选择了蔡京，亡了国！
    3、对于贪赃枉法者，任何时候、任何朝代都没的商量，一定要坚决镇压。赵匡胤深深明白，这些人是王朝的蠹虫，他们吃掉的也许并不多，但蛀蚀久了，便会使大厦倾倒。北宋的灭亡，正是这些蛀虫长期蛀蚀的结果。要知道宋朝的军队数倍于敌，金人原本并没有长驱汴京的打算，后来发现整个宋朝的军民都已经背离了他们的国家和朝廷，这才决定打过黄河，直取汴京。此时的宋军见了金人就跑，百姓见了奸官就杀，他们对奸官的仇恨，远比对金人的仇恨要大得多，他们在心里问：我为什么要用生命的代价来保护残害自己的官府？人人怀有这样的情绪，金人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徽宗最后惨死在东北五国城，其实这杯苦涩的毒酒是他自己精心调制出来的。
    总而言之，宋朝有它自身的局限性，比如长期处于强敌的重压之下，它所提倡的仁爱，在那个时代里难以独立存在，要知道契丹、西夏、金国以及最终灭亡南宋的蒙古，还都处在奴隶制的社会形态；其次，光环之下的宋代士子，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下，个性和才艺得到张扬的同时，一些人内心的阴暗和对同类的仇恨也找到了施用的场合，造成一个王朝、一个民族各怀异志的松散局面，而后者是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改变的一种劣根性，这种劣根性的能量，往往比强敌入侵的杀伤力要大得多。不管怎么说，阴晦和丑陋总不如雄奇瑰丽更令人神往，因为在这片洒满阳光的大地上，拥抱着阳光的人们所景仰的，永远是世之精粹，人之毓秀，地之灵蕴，天之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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