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秘书工作史学习札记

●　国民党特务兽性大发，将张宝泉打了200军棍，捅了3刀，还打了7颗子弹

●　这些报纸皱皱巴巴的像一堆废纸，但见到它们，毛泽东脸上常会显露出异样的光彩

●　陶铸和李克农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李克农的眼镜也被打掉了

●　是谁在毛主席的电报稿上写了四个“梅花篆字”

●　新改版头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很快产生了连锁反应

●　乔木同志写东西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特点：没有定稿

●　在每一次会议上，人们对秘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都会深化一步

党的生日就要到了，应该献上一份怎样的礼物呢?作为一名秘书工作者，我觉得学习党的历史特别是秘书工作史很有意义。于是工作之余见缝插针，研读了《秘书工作》杂志的相关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材料。意想不到的是，阅读的过程非常愉悦，时时会有心潮澎湃的感动，时时会有颇受启迪的快慰，不但使自己经历了一次党的秘书工作优良传统的教育，而且对于怎样做好今天的秘书工作也有很多心得。这里把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发现和感想写下来，与大家分享。“发现”部分以引用原文为主，略有删改。

陈独秀、张国焘个人手头上不存文件，把文件材料集中到李达家里保存起来

发现之一：文件管理是地下斗争中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开始是由党的负责人兼管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大会的文件材料统一留在中央局，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统一管理。上海成都路辅德里625 号成为中央局第一个办公场所，同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文件保管场所，这里原是李达的寓所。当时，陈独秀、张国焘个人手头上都不存文件，而是把文件材料集中到李达家里保存起来。陈独秀、张国焘要看，就到李达家里去。(《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第二章第三节)

启迪之一：党的秘书工作始自何时?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同时，党的秘书工作也就开始了。党的秘书工作最初由谁来做?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是由党的领导人自己做。由此可以看出，秘书工作的历史的起点和逻辑的起点，恐怕都是领导工作。换句话说，秘书工作应当是领导工作的补充和延伸。因此研究秘书工作，需要研究领导工作;研究党的秘书工作史，也需要研究党的领导工作史。仅仅就秘书工作谈秘书工作，就有可能陷入“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误区。

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总务主任期间，毛泽东在加强秘书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发现之二： 1924 年国共合作，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应邀到会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委员或候补委员。毛泽东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总务主任。总务主任即秘书处主任，负责执行部机关日常工作。此间，毛泽东在加强秘书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一是建立秘书体系，二是实行文书处理改革，使这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规化轨道。(《秘书工作》1993 年第6 期，《毛泽东与秘书工作》)

启迪之二：毛泽东同志曾经三次从事秘书工作，第一次是当选为党的“一大”大会秘书;第二次是党的“三大”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第三次就是上边提到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国民党当秘书”。选择这段内容介绍给大家，是因为可能对很多人比较新鲜。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们党从事秘书工作的“第一人”，而且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对秘书工作给予大量的关心和指导。党的秘书工作的历史，深深地留下了老人家的印记。从事秘书工作对毛泽东以后成长为领袖人物具有怎样的作用，我们不敢妄下断语，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经历让他学到了很多。

国民党特务兽性大发，将张宝泉打了200军棍，捅了3刀，还打了7颗子弹

发现之三：帝国主义巡捕房的人见张宝泉身上有文件，认定是一个“奇货”，立即用一种名为“九尾猫”的刑具拷打张宝泉。这种刑具能使人皮开肉绽但不伤性命。张宝泉坚贞不屈，未透露半点党的秘密。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把张宝泉引渡到龙华监狱，用极其残酷的刑具摧残张宝泉。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张宝泉同志总是以“不知道”三字作回答。国民党特务得不到秘密，兽性大发，就在“审讯室”将张宝泉打了200 军棍，捅了3 刀，还打了7 颗子弹。张宝泉牺牲了，他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关，保护了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保全了党的机密，实现了他生前“宁死不泄露党的秘密”的誓言。(《中共秘书工作简史(1921-1949)》第十章第三节)

启迪之三：张宝泉的名字，从事机要交通工作的同志们恐怕都很熟悉。他是我们党的秘书工作史上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千千万万名烈士的典型代表。说其典型，一是所受的摧残令人发指，二是他的牺牲换来的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在1928 年血雨腥风的上海，假若张宝泉同志经受不住考验，其损失恐怕不堪设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前辈们牺牲自己的生命践行忠诚于党的诺言;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默默无闻、埋头苦干——这也是践行忠诚于党的诺言。

这些报纸皱皱巴巴的像一堆废纸，但见到它们，毛泽东脸上常会显露出异样的光彩

发现之四：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主要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形势。几经周折带上山的报纸，都是过期的。日期也连不起来。这些报纸，纸张本来粗劣，再加上包过东西，皱皱巴巴的，像一堆废纸。可是却被当做宝贝，在红军干部中传阅。每当毛泽东拿到报纸，脸上常显露出异样的光彩。1929 年2 月9日，红四军路过瑞金县城时，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信息，贺子珍率领部分红军战士冒着极大危险专门到瑞金邮局去收集报纸。他们到了邮局见到报纸就拣上一份，很快抢来了一大捆。贺子珍等同志在敌人呼啸的子弹声中快马加鞭，将报纸送到正在大柏地附近等待的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正是从这叠报纸中得知敌人的兵力部署，从而取得了大柏地战斗歼敌两个团、缴枪八百余支的重大胜利。(《秘书工作》2010 年第1 期，《峥嵘岁月铸华章——中央苏区秘书工作的历史回顾(上)》)

启迪之四：贺子珍冒险带领战士到县城抢报纸，毛泽东根据报上的内容部署战斗取得胜利，这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信息工作”(虽然当时不那么叫)的一个生动剪影。与现在相比，那个时候的信息工作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为领导决策服务的本质以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相同的。

陶铸和李克农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李克农的眼镜也被打掉了

发现之五：李克农同志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们架了一个电台在湖北省委的住处，李有时到那里去检查工作。陶铸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也常到那里去，但他两人互不认识。一天晚上，李克农正在电台那里，陶铸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李一见有生人进来，立即警惕起来，不让陶进去。陶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生人挡着他，也很惊奇，他偏要进去，李就偏不让他进。结果两人互相怀疑，就在走廊上打起架来，李克农的眼镜也被打掉了。后来别的同志赶到，对他们作了介绍，才消除了误会。大家都说，克农和陶铸演了一场“三岔口”。还有一次，黄埔军校的一些同事和同学请黄埔军校政治部原主任周恩来吃饭，李克农亲自去做保卫工作。饭后，有人请来摄影师，给大家照相。第二天, 李克农同志到照相馆去，装着看看底片的情况，他拿到底版后(当时底版都是玻璃的)，看了一下，“哗啦”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嘴里说真可惜，实际上是他假装失手摔碎的，是防止特务利用这张照片去宣传。(《秘书工作》1986 年第1 期，《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回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要通讯工作(上)》)

启迪之五：以上故事发生在抗战初期的武汉。虽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形势非常复杂，保密工作绝不可放松。第一个故事很有戏剧性，“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但保密工作“100-1=0”的特点，要求我们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第二个故事体现了一种斗争的艺术。都是周恩来的同事同学，连个相也不让照恐怕不合适，但照了又有被人利用去作宣传的风险，“不小心”摔碎相片的底版，真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是谁在毛主席的电报稿上写了四个“梅花篆字”

发现之六：1948 年10 月，淮海战役正处在最紧张阶段，在毛主席草拟的关于淮海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稿报头上，经办人员潦草地写了“发后即退”四个字，并在下面画了四个较大的圆圈。周副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马上查问值班室：“这是谁在毛主席的电报稿上写了四个‘梅花篆字’?太不严肃了!”查清后，周副主席批评说：“我们对于毛主席的电报稿，必须注意保持整洁，标题应书写正楷字。请你们告诉肖鹤，刻个‘发后即退’的章子，今后不允许‘梅花篆字’再出现在毛主席的电报稿上。”工作人员认真接受批评，很快照办了。不久，周恩来高兴地给予了表扬：“这就对了! 毛主席草拟的电稿是要立档的，应当如此严肃认真地办理电报。”此后机要局、机要室根据工作需要，陆续刻制了许多各类章子，对于盖的部位，要盖正，不能歪歪斜斜，保持文稿美观、整洁等等，都有明确的要求。(《秘书工作》2006 年第11 期，《西楼往事——我在中办机要室工作的日子里》)

启迪之六：在淮海战役最为紧张的时候，秘书人员在电报上批注办理意见有点潦草，这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日理万机的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此事，这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管得过细了。但是从秘书专业的角度来看，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在办公厅，我们的工作很多都是小事，但这些小事几乎每件都连着大事，故此有“办公厅工作无小事”的说法。细微之处见精神、见作风，细节里面见养成、见水平，不管是从事秘书工作，还是管理秘书工作，都需要“心细如发”乃至“心细如尘”的素质。即便同时又是肩负重大责任的领导者，也必须具有在必要时敏锐发现细节的能力。另外，从差错中汲取教训，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是改进和创新秘书工作的良方——假若没有当时那四个“梅花篆字”，我们今天工作中广泛使用的那些章子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新改版头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很快产生了连锁反应

发现之七：1958 年6 月间，毛主席对国家机关某部委的内部刊物提出严肃批评，说它像是“寡妇脸”、“奴才相”。我们理解是批评那个刊物办得太呆板，了无生机。但是毛主席很快又打电话把这个批示要了回去，幸亏机要室尚未把批示发出。我们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感到很震惊，虽然不是批评我们，但中央文件的文面和版头也并不令人满意，也面临抓紧改进的问题。于是，我们立即研究改革措施，确定先把现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黑色字体改为套红。经杨尚昆主任同意后，我们就同室领导研究版头改换什么字体。事情一波三折，最后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推荐了一个叫苍石的同志来。他设计了几个版头式样，我们从中挑选了一个，经杨尚昆主任同意后，于1961 年6 月16 日正式启用。新改版头的“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很快产生了连锁反应，国务院和各部委机关也都纷纷将本部门的正式文件版头套红，及至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也争相仿效。从而出现了代表党和政府权威部门具有特定官方色彩的“红头文件”，这是我们当初进行文面和版头改革所始料不及的。(《秘书工作》2008 年第1 期，《我所亲历的中央办公厅文面改革》)

启迪之七：这段故事所讲的是“红头文件”的来历。我们所见过的“中共中央文件”的版头简洁、大气、美观，但看似简单的版头样式的确定，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限于篇幅，上文省略了很多细节)。党委办公厅的工作，有些看似仅仅是形式，但实际上从中却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工作态度、工作水平和“精气神”。而有时候我们工作形式上看似不起眼的些许改进，也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好的反响。

乔木同志写东西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特点：没有定稿

发现之八：乔木同志写的东西很多，发表的东西也很多，但他又是一个不轻易发表东西的人。凡他写的东西，他都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不满意，无论如何也不发。乔木同志写东西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没有定稿。比如《求是》杂志发了他的一篇文章以后，如果《人民日报》要转载，那么，转载之前他一定要修改;《人民日报》转载之后，再遇上《新华文摘》还要刊登，在刊登之前，他肯定还要精雕细刻，对文章作进一步的修改。就这样，好像总也没有定稿的时候。所以，他的思想就像一支勇往直前、不知疲倦的队伍，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点。(《秘书工作》1993 年第4期，《乔木——一部秘书工作的大书》)

启迪之八：乔木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笔杆子”，堪称党的秘书工作者的楷模。他是怎样成为理论大家和文章高手的?这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透露出其中的奥秘——那就是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没有停顿、没有终点，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精神。我们都懂得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文章不厌百回改这些大道理，然而在现实中，发表之后继续修改、多次发表多次修改，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思之不禁汗颜。

在每一次会议上，人们对秘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都会深化一步

发现之九：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先后组织召开了七次全国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这些会议每一次都对前一时期全国党委办公厅(室)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部署。如：1985年的会议，于1月9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研究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办公厅参谋助手作用的问题。会议强调，党委办公厅(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三服务”：为党委领导服务，为地方和部门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办公厅工作应当起到“四个作用”，即参谋作用、助手作用、提供信息作用和协调作用;办公厅工作要实现“四个转变”：从偏重办文办事转变为既办文办事又出谋献策;从收发传递信息转变为综合处理信息;从单凭老经验办事转变为实行科学化管理;从被动服务转变为力争主动服务。(《秘书工作》2005年第10期，《新时期的七次全国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

启迪之九：研究党的秘书工作史，改革开放之后的这段时间尤其重要。其主要线索应该是历次全国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会议。会议一般由中央办公厅召集，各省、区、市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齐聚一堂，传达中央领导有关指示精神，共商党的秘书工作改革发展大计。每一次会议，人们对秘书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都会深化一步，都会提出一些关于秘书工作的新的重要观点，都会对下一阶段的秘书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研究这段历史，对做好当前的秘书工作具有直接的帮助。比如，上面列举的1985 年会议的内容，就告诉我们“三服务”提法的来源。这个概念大家时时在用，但知道其来源的恐怕并不多。学习党的秘书工作史的作用，除了优良传统作风的传承、工作思路的启迪之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看得更深、更远、更全。

(文章摘自《秘书工作》杂志2011年第7期。原题目：《忠诚服务写春秋——党的秘书工作史学习札记》)

【来源：秘书工作杂志（微信mishugong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