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拔和使用秘书的标准探析

关于现代意义上的《秘书》的概念，翁世荣先生认为秘书是辅助领导层或个人实施管理和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按现代秘书学的分类，秘书一般分为：行政秘书、机要秘书、生活秘书、专业秘书四种。就党委和政府而言，机要秘书和政治秘书的职责、功能是颇为一致的，很多情况下，政治秘书和机要秘书是合二为一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秘书系统一般相对简单，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后，秘书内部的分工日益清楚，秘书制度也日益发展和完善。秘书在辅助决策、管理信息、参与协调、协助控制等管理环节中不同程度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秘书的定义、秘书的分类、特征以及我国秘书制度的发展来看，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般都有着好几个不同类型的秘书。结合秘书界对秘书的定义、分类和历史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特点可以把他的秘书分为综合秘书、政治秘书、机要秘书、生活秘书、警卫秘书、专业(翻译)秘书等。按照这样的标准，做过毛泽东秘书的有杨开慧、叶子龙、胡乔木、陈伯达、汪东兴、张耀祠、李银桥、田家英、江青、张玉凤、孟锦云、高智、阎长林、师哲、林克等多人。杨开慧是毛泽东最早的秘书，她集行政秘书、机要秘书、生活秘书于一身，是早期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最可信赖的秘书。她的过早牺牲无论是对毛泽东本人，还是对我党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损失。叶子龙、汪东兴、张耀祠后来主要是从事毛泽东综合秘书的工作，其中以毛泽东的警卫和安全为主要职责。阎长林、李银桥等一般可以认为是警卫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一般可划归为政治秘书或机要秘书;师哲、林克等应属于专业(翻译)秘书的范畴;江青、张玉凤、孟锦云等主要是生活秘书。从秘书工作的特点来看，这种划分只是相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种类型秘书的职能往往是交叉渗透的，明显具有“分工不分家”的特征，这在战争年代表现得更为明显。据叶子龙回忆说，“当时处在战争环境里，我们党和军队各方面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家的任务不像后来分得那么细，那么明确。”叶在履行毛泽东机要秘书和中央军委、中央机要部门的职责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担负着毛泽东日常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的责任。实际上，即使到了建国后，毛泽东秘书类型和职责的划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对秘书始终有着一些统一的、原则上的基本要求。1962年，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外出调研，毛泽东便致信邓小平为他物色一个能阅读外国资料的秘书，并明确提出”政治水平高、“文化水平高”、“能提意见”等要求，结合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秘书工作的言论和指示，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对秘书选拔的标准分为一般秘书的标准和政治秘书的标准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选拔标准。

一般秘书的标准如下:

第一：忠诚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对秘书在政治上首要的基本要求。毛泽东特别注意秘书的阶级性、政治倾向性，确保他们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日益成为党、军队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以后，他对秘书政治素质的要求是其考察和选拔秘书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毛泽东的秘书候选人在经过筛选后，还有经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排，在其他高级领导人那里接受考察，合格后才能到毛泽东那里正式工作。如前方首长勤务员出身的李银桥先为周恩来做过短期的警卫和生活秘书，待考察合格后才到毛泽东那里工作。师哲从苏联回来后，先为任弼时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后来才正式成为毛泽东俄文专业秘书的。师哲自己也说，“到了七大后，主席大概认为可以使用和信赖我，于是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自此以后，师哲才能真正是毛泽东的秘书了。

第二：吃苦耐劳的公仆精神。作秘书就要有着一种为党、国家和领导奉献的精神，秘书一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作秘书难，特别是为毛泽东这样日理万机的领袖作秘书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毛泽东的出行、视察等工作随意性也比较大，一般人事先都不知道他具体的行程和目的。他还有着白天睡觉、晚上彻夜工作的习惯。一般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秘书都要跟着他连轴转、随时听候主席的指示和差遣。这在叶子龙、李银桥、汪东兴等人的回忆录以及涉及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的论著、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没有吃苦耐劳的公仆精神，一般人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第三：严守纪律和秘密的职业道德规范。严守纪律，保守秘密是一个合格秘书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规范。即使是这样一个起码的标准，也必然要求秘书始终慎言慎行，所以，也不是所有的秘书都能够做得到的。毛泽东对秘书守纪和保密工作历来都是高度重视的。特别是作为毛泽东的秘书，无疑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大量的党、国家和军队的绝对机密。所以，毛泽东总是从讲政治和讲党性的高度来强化对秘书职业道德的教育。秘书外出调研，毛泽东在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调查研究具体要求的同时，每次都会谆谆告诫秘书们要注意他们自己的言行，注意“保密”。即使到了毛泽东晚年，他也没有放松对秘书守纪和保密的职业道德的教育。他晚年曾对机要秘书张玉凤说，“你作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的，他们也不能看。

第四：坚定的服从和服务意识。秘书无疑是领导的左右手，他们在领导身边参谋顾问，起着补阙拾遗的作用。秘书工作的事务性、从属性和辅助性的特征决定着秘书在原则上要有着坚定的服从和服务意识。服从与服务也是领导对秘书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对他的秘书的要求当然更不例外。对于有时不够听话的秘书，毛泽东往往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甚至会把他们“边缘化”。但是，秘书服务与服从的原则并不意味着秘书对领导的盲从，秘书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并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信息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从而为领导的正确决策服务。毛泽东也非常乐意能从秘书那里了解更多的信息，听取秘书们的意见和建议。他常常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所以，田家英，胡乔木等秘书的直言在多数情况下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并被采纳。

毛泽东对不同类型秘书的选择标准也不尽相同，对普通秘书的其他一般的工作人员按照上述的一般标准就足够了。但是对于政治秘书、机要秘书的选择要求最高，我们称之为基于一般标准之上的“特殊标准”。毛泽东选拨政治秘书、机要秘书的标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机要)秘书的工作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和核心利益，政治上要求极高，一般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并经过相关岗位的锻炼。即使来到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岗位上还要经过他的试用。如胡乔木作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第一课就是帮助毛泽东校对《六大以来》，获得了他的认可和信任，得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20多年，是毛泽东最可依赖的秘书。再如毛泽东很早就通过田家英发表的文章注意到了他的才华和理论水平，并有意想用其为秘书，但由于秘书工作的特殊性，即使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一开始还不得不以毛岸英的中文、历史老师的身份在毛泽东“外围”工作了一段时间，以接受毛泽东近距离的“考察”。不久，毛泽东就向他口授意见，要他当面起草一份电报，当场交卷。据田家英自己讲，这是毛泽东对他的第一次“考试”。不久又派他到东北城市去作调查以考察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第二：要博学多闻，政治理论水平高。由于毛泽东精通文史，学识渊博，所以他的秘书，特别是政治秘书只有具备了丰富的知识，才可能与一代伟人展开“互动”，深刻领会他的智慧和精神实质。毛泽东多次强调一个人有“学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所以，博学多闻是毛泽东选拨政治(机要)秘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由于政治秘书的工作涉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修改等核心政治和政策问题，故政治秘书的政治理论水平无疑要求非常卓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三位政治秘书主要是由于其才华，特别是因政治、政策理论功底和水平而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并称为他的政治秘书。如胡乔木因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而受到毛泽东关注的。自称为毛泽东的秘书后，除“文革”时期，胡乔木几乎参与了党和国家所有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起草、制定、修改、整理等工作。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笔，先后猛烈地抨击过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是党内名副其实的“大手笔”。由于胡乔木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水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新华社通讯、《人民日报》社论等往往都要由他把关。周恩来曾说过，“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在发表或出版之前都要送到胡乔木那里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毛泽东另一政治秘书田家英熟知文史知识，这与毛泽东在文化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早在延安的时候，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论史杂文已经引起了毛泽的关注，在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找田家英过去谈话，话题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生活，非常广泛。田家英的文笔更为毛泽东所赏识，他为毛泽东的八大上所起草的发言稿获得了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第三，政治秘书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严守纪律和秘密。政治秘书涉及领袖、当和国家的最高秘密和核心利益，故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慎言慎行。胡乔木无论兼任什么样的官职，其中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是一贯的，也是他最重要的职责。在“文革”前，毛泽东在国内外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都有胡乔木的参与。这不仅仅因为胡乔木有才华，而且还因为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其工作始终小心谨慎，一丝不苟，慎言慎行，颇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他是毛泽东所有政治秘书中受到批评最少的。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深知秘书守纪、保密职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作为秘书就要严守纪律。对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来说，秘书无小事，一旦出事，就有可能是影响全局的大事。胡乔木关于秘书守纪、保密的思想正是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潜移默化中所感悟到的关于秘书职业道德的体认和总结。

第四，要理论联系实际，多做调查研究。毛泽东一贯痛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积极倡导调查研究之风。他一直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他非常重视秘书，特别是政治秘书调查研究的实际能力和水平。他把调查研究的实际能力和效果看作考核秘书的重要指标之一。田家英担任政治秘书不久，就被毛泽东派到东北城市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秘书经常要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以帮助毛泽东熟悉、了解各地的情况，以便及时制定并修改政策、法规。其中，田家英求真务实的调查作风和实际效果经常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而陈伯达等人由于怕吃苦，习惯指挥手下人调查，而自己坐听汇报，往往因没有获得真实资料或抽象地得出教条主义的东西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961年1月，毛泽东为进一步了解下面存在的问题，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偏差，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三位政治秘书同时派出，让他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组进行分区域调查，并对他们此次调查做出了明确和具体的指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政治秘书调查研究能力的要求和培养是高度重视的。

毛泽东认为秘书和自己是平等的关系，要对秘书的工作和劳动给予尊重，应该由自己做或者和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就不要麻烦秘书代劳。他在5工作方法六十条6里面明确指示：领导干部不可以一切依靠秘书，要以自己为主，秘书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的衰退的一种表现。对于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秘书的劳动成果看作自己的私属和服务工具，他们不仅对秘书的人格和工作不够尊重，而且经常把秘书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毛泽东对这种现象多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提出：“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首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对于自己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能亲自完成的，他一定就某些问题向秘书作出明确的指示，并在一些场合明确宣布哪些东西是秘书的劳动和成功。如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的开幕词得到了党内外普通的赞誉，毛泽东就明确告诉大家，这不是他的功劳，而是出自“大秀才”田家英之手。毛泽东往往把秘书看成自己的“家人”，他不仅尊重秘书的人格和劳动，而且经常关心秘书的身体健康及其家人的情况。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对毛泽东都是十分尊重和敬仰的，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充满亲情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平等“的关系，胡乔木、田家英等秘书也经常给毛泽东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供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时参考。

【来源：河南秘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