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义觉迷录》案始末

 　　在清朝，雍正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统治，借用文字杀人，《大义觉迷录》就是一例。《大义觉迷录》乃雍正钦定，目的是为了“教育”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不料到了乾隆时，该书竟成了禁书，不准世人阅读。而这一些的起因，是缘于湖南的曾静投书案。
　　曾静（1679-1741年）湖南永兴鲤鱼塘镇人。父亲早丧，家境贫寒，屡试不第，愤懑穷居，闭门授徒，人称他为“蒲潭先生”。曾静在乡村教书，经常向学生揭露清人入关及统治汉人的罪行。雍正五年，曾静在省城读过吕留良的评选时文，对“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的诗句，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无皇帝之命。他派得意门生张熙去浙江拜谒吕留良。吕留良已经去世四十余年，他儿子吕毅中交给张熙吕留良的一批著作，有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其中有《吕子文集》、《备忘录》等遗著。
　　曾静研究吕留良文集后，树立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以夷狄入主中原为然。他写了《知新录》、《知几录》两本书。在《知新录》里，他说：“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城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表达出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还集中列举出雍正皇帝的“十大罪行”，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他是历史上少见的暴君。曾静阐述“华夷之分”理论，向群众散布反清言论，鼓励他们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
　　雍正六年，曾静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两次要求进京觐见，却被皇帝拒绝，认为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而岳飞是因女真犯宋而被冤杀的，所以岳家与满族有世仇。曾静便派学生张熙带着他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到西安去找“天吏元帅”岳钟琪，策动起兵反清，说“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
　　而岳钟琪对清朝可谓忠心不二，根本不想造反。当曾静向他投书时，岳钟琪大吃一惊，因为前不久，有人诬告岳钟琪谋反，被闹得满城风雨。这件事全被雍正皇帝一手挡了过去，他在御批中写道：“数年以来，谗岳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至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名，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这样，岳钟琪万分感谢皇帝。这次张熙来劝岳钟琪谋反，给岳钟琪一个向皇帝效忠尽力的好机会，于是，他按照雍正的密旨，先对张熙秘密审问和诱供，张熙“甘死不吐”。后来，岳钟琪用诡计骗取张熙的信任，方知曾静是幕后指使人。岳钟琪获得真实情况，马上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说出内部情节，曾静也无法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毅中、吕留良弟子严鸿逵等人的联系。之后，雍正立即派出刑部侍郎杭栾禄、副都统党罗海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联合拘讯曾静。
　　吕留良何许人?早在顺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本是专门研究程朱理学，明之后，以操守自重，不仕清，而是招徒讲学，很有名气。他写过“清风虽细难欢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明白地表示他的排清念明的思想。顺治时，他参加过考试，后来归隐山林。地方官几次以“山林隐逸”要他出来做官，他都辞谢。吕留良号召人们要坚持汉民族立场，不要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中，从未承认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康熙时期，有人推荐吕留良做“博学宏词”的考选，他也不参加。他从事著作，特别强调夷夏之防和井田制度，对清廷和时政表示不满。最后，他终于削发当了和尚。尽管吕留良隐居山林之中，从事著书立论，但他的排清念明思想和骨气，以及学识渊博，存留在大江南北，影响了大批后人，直到康熙二十二年病逝。
　　自从曾静投书后，雍正帝下了圣旨：“将大逆吕留良所著文集、诗集、日记及他书，已经刊刻刷印及钞录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谕，勒限一年，尽行焚毁。”清朝官员一边在湖南逮捕曾静、张熙，一边在浙江迫害吕留良的家人。吕毅中和沈在宽(严鸿逵学生)被诛杀，连去世多年的吕葆中(吕留良之子)也遭到掘墓戳尸的处分。还将吕、严两家直系家族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处斩，十五岁以下的母妻姐妹不是奸杀，就是发配功臣家为奴，真是惨绝人寰。连刊刻吕留良之“逆书”的车鼎丰、车鼎贲，都是秋后执行斩首，孔用克、周敬舆私藏禁书，逃不脱“拟斩监候”的厄运。
　　曾静归顺后，雍正帝将他与死去的吕留良严格划分：“曾静只讥及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盛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尤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曾静招认不讳，说出自己的反清观点。雍正为让曾静、张熙作为活口人证，耐心“开导”、软化，使曾静从反清转而竭力谴责吕留良，吹捧清王朝，并写出《归仁说》，从理论上陈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要世民“归仁”于清。后来，雍正给曾静以特别优待，不仅不打不骂，还要玉食锦衣地把他供养起来。命令地方官员安排曾静到湖南观风整俗使任职，又命奕禄带他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各省学府去现身说法，当众认错，并为雍正辟谣，宣扬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的各种功德，以消弭全国文人的反清情绪。曾静同时为自己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说什么“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误解了英明君主，表示痛心忏悔。同时，又对雍正大肆歌功颂德，什么“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己至敬，而道德之纯熟，学问之深渊，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之浑然”，赞美：“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是“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也。
　　通过审讯曾静，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实随从，在各地宣扬他用非法手段篡夺皇位的内幕，针对曾静、吕留良及弟子严鸿逵的反清观点，写出关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的辩论，并与曾静的供词及《归仁说》，汇编成《大义觉迷录》四卷颁发天下。这本书的书首为雍正的一篇万言长谕，其后是讯问曾静等人在狱中受审的供词，最后附上曾静的《归仁说》一文。这部书是曾静的文字狱的历史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雍正在曾静投书案结束后，亲自编纂，刊刻成书，下令颁发，要求家喻户晓，人手一册，尤其规定学生必读。
　　雍正十年，曾静投书案以严惩允祀的追随者及吕留良后人，宽释曾静、张熙而告终。雍正说：“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并下令说：“曾静系朕特赦之人。”释放曾静时，雍正皇帝还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谁知他死后，乾隆元年（1736），高宗弘历即位，重审此案，发现在《大义觉迷录》中曾静的供词里，实质上列举了雍正十大罪状，无形中起了反清的宣传作用，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因此，新君乾隆登基仅仅四十三天，就将曾静、张熙处以磔刑，并严令收缴和销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品。若是民间有人私藏或阅读此书者，一律处死。之后，湖南浏阳平民朱某、广东学者屈大钧、福建童生范世杰都是读了《大义觉迷录》，而遭受一杀二流三抄家的文字狱。
　　《大义觉迷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与平民囚犯进行大辩论的书，也是一本泄漏大清帝国宫廷的各种内幕，隐秘最多的御制国书。就是这部由皇帝钦编并刊布天下的第一大奇书，雍正为什么要大力推广？它是歌颂清朝的武功文治，雍正的道德仁义吗？乾隆为什么会加速禁毁？它是泄露清朝宫廷秘密和雍正杀兄屠弟、夺取皇位的暴行吗？两个皇帝背道而驰的做法，乃是千古奇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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