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最伟大的神学家—子产

此文前几天写好,但屡上不得,后经菠萝兄佛手点化,果然得道。

小的虽然愚鲁，但也知道，用这样嚣张的题目也许会被大虾们打破头的：先秦可是雅斯贝斯眼中的“轴心时代”，一流的思想家至少有一打，谁服过谁？子产算哪根葱？不过，小的也有苦衷，像子产这样的人，如果不套上顶新奇的帽子，上哪吸引各位的眼球？况且小的也不全是胡诌。

先秦的思想家多，水平高，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他们之中关于×神学的见解并不多。“子不语：怪、力、乱、神”，仔细揣摩《论语》，夫子对鬼神信仰主要采取不支持、不煽动、不参与、不传播的态度；墨子虽然有教主的气质，但他的《天志》和《明鬼》主要是讲政治；庄子好“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满肚子的寓言，但以他老人家“齐同万物”、消解神圣的一贯风格，也看不出会对×有多少兴趣。

再看那些个吃×饭的祝、宗、卜、史、巫，首先没什么名气，更没什么思想。举个例子吧，《周礼o春官宗伯o司巫》说“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国有大烖（灾），则帅巫而造巫恒。祭祀，则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馆。凡祭祀，守瘗；凡丧事，掌巫降之礼。”这些主要操持具体事物性工作的杂役们，总不能叫做“思想家”吧。就算先秦最著名的巫师——巫贤（或巫咸），我们除了知道他经常爬天梯去天上耍子，也没见留下什么惊人之语。

子产首先是个政治家。铸刑鼎、不毁乡校，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且在政治家中也也属“酷”派。鲁襄公三十一年（BC542年），子产陪郑伯到晋国，晋平公有事没及时接见，于是子产老兄派人把宾馆的墙全拆了，平公派人抗议，被子产一顿抢白，大意（原文长达三百多字，就算照录各位爷大概也懒得看）是说：咱们前来进贡，东西太多，您迟迟不接见，咱心里这个急呀！要是不拆墙，就没地方放财礼，这罪过不是更大吗？结果是晋国连连道歉，赶紧接见，好吃好喝招待了郑伯。

可是，像他这样既有丰富的×信仰知识，又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还亲身参与×实践活动的人，如果厕身政治家行列，排名未必能靠前。何不开个×神学派，也好弄个开山祖师坐坐，岂不快哉？

现将子产同志主要学术成果介绍如下：

1.丰富的×信仰知识。

就在子产拆墙的第二年，晋平公病倒了。占卜的说是“实沈、台駘為祟”，叔向和晋国的太史都搞不清楚是哪路神仙。子产一到，马上开讲（这回说了五百多字）：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駘是汾水之神，不过平公的病跟这二位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太好色，连同姓（即姬姓）的侍妾都要弄四个，把这四位赶出去，就没事了。

太史可是说是各个国家中知识最丰富的人，而且从当时的知识结构看，×知识占主要地位。可堂堂春秋强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实际上，七年后子产又用自己的知识救了平公（下文还要提到）。我们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2.最早对鬼作出比较精确的定义。

“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郑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冯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上述文字见于《左传o昭公七年》子产所述。在子产看来，人死化为鬼是没有疑问的。只是强死的鬼能够为厉。从子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不少创见。

（1）人死化为鬼的可能性。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通道的存在是确信的，而子产的解释上升到理论的高度。（2）鬼与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子产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当然，这种认识还仅限于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还不够明显。（3）“鬼有所归，乃不为厉”这种不含道德评价的观念在民间是一直延续着的。在秦简《日书》中提到的鬼大都是无所归的为厉之鬼，人们并不关注其生前的状况。从后来鬼神信仰的演变情况看，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3.对祭祀原则的突破。

也是在昭公七年，呆头呆脑的晋平公又病了，把群山大川都祭遍了也没用。只好再找子产，子产说：“祭祀鲧了吗？”大家就又忙不迭地去办，平公果然日渐好转，于是赐给子产两只饭锅（鼎）。

《礼记o祭法》说“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可见祭祀鲧是夏朝独资经营的。当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传o僖公十年》），按理应该只有杞国才能祭祀（可能周天子祭天时也将鲧配祭）。子产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作出大胆的突破，既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也收到很好的效果。

4.祭祀活动中权变精神。

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左传o昭公十六年》）

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左传o昭公十八年》）

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左传o昭公十八年》）以上三段文字可以对照起来看。子产虽然对祭祀很熟悉，可是却不盲目地随便搞祭祀活动。他说得很清楚，祭祀山神，应当培育和保护山林。屠击这三个笨蛋雨没求来，还把树砍了，当然要严惩。裨灶前一年就说“若我用瓘斝玉瓚，郑必不火”，子产就没给他。求了一年也没用，即使举国呼吁也不行。子产说得一针见血，“裨灶这种人，无非是喜欢乱预言，说得多了，当然偶尔也会对个一两次，他懂什么天道”。七月着火时，他照样祭祀社神、四方神。显然，子产对祭祀有自己的原则。

5.将一批神学工作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在全国掀起对祭祀活动“比学赶超“的热潮。

虽然子产骂裨灶，不过还是把他看作心腹的。昭公九年裨灶就在子产身边预言，9年后的昭公十八年还能在他旁边晃悠。而且其间还有几次说得子产频频点头。如果子产不是如此热中×活动，哪有裨灶的饭吃？在子产的带动下，有一大批政府官员对×活动非常熟练。发生大火那年，在子产的周密部署下，挡政工团各级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整理祭坛；祭祀水神、火神；迁移大龟、宗庙神主，严防死守，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蓝田按：“讲政治”可不是小的瞎说，《左传》在结尾评说“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

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情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蓝田按：除了上述禳火这次，还有一次，“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萗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左传o昭公十九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也没有留下什么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在×神学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凡是在逻辑上难以理解的事情，在社会学上都可以被理解。”（《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于仅仅在逻辑上理解和切割问题，甚至为了满足逻辑的要求不惜曲解事实。

我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迷信的，而且我相信迷信的地盘是会越来越小的。比起商朝和西周时期来，春秋社会的×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这种进步是渐进的，而不是飞跃的。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演变，呈现出的应该是流动性。简单地将思潮的变化依附于政治制度的变化，这是极不科学的。子产就因为说了句“天道远，人道迩”，于是成为，而且仅仅成为反迷信的斗士，这也未免太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