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昭山、昭潭的来历(三)

有人说湘潭人“犟”，什么是“犟”呢？对此，我们可以在屈原的《离骚》中找到注释：“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译成白话，是说“我明明知道忠直之言必然惹祸，却不能控制自己坚持要这样去做”。这里，有个发生在湘潭的真实的人物与故事——

清康熙初年，迭遭兵燹的湘潭人民，还未能从战火的废墟瓦砾中复苏过来，却又要面对繁重的赋役，真可谓是“船被漏水”、“雪上加霜”。康熙帝玄烨亲政后，虑及战乱地区的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下诏免征这些州县积年所欠的田赋、粮食，湘潭县获免征粮食数十万石。但是，当时的府、县官员为中饱私囊，不顾朝廷命令，私下限期苛索催收，甚至动用刑具，杖杀抗交钱粮的民众，于是境内人心惶惶，被强征者至卖儿鬻女，满目萧瑟、一片凄凉。这时候，一个叫石仑森的普通知识分子站了出来，将湘潭民众遭遇的劫难真情实况，具状报告了湖南巡抚衙门，但是，状纸却被批转长沙知府处理，而长沙知府正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制造者，问题当然不会得到解决，石仑森反而受到官府的威胁与恐吓。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忍无可忍的石仑森愤而进京告状，并在京城住了二三年，四处奔走于相关部院衙门，却无人受理此案。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石仑森打听到玄烨的行踪，于北京西直门外跪伏路旁，呈上状纸，一一列举长沙府、湘潭县历年私征侵吞巨额钱粮的罪行，被惊“圣驾”的玄烨接状后，一方面令侍卫将石仑森送刑部再审，另一方面下令湖广总督彻查事情真相。

虽然封建官场官官相护，但石仑森有备而来、证据确凿，一批官员由此被摘掉乌纱，湘潭乃至相关州县的民众再也不用交纳上述钱粮，可是，石仑森从此却无法再在家乡存身立足了，当地的各级地方官恨死了这个敢告御状的读书人，总是找茬挑刺、阴谋陷害于他，为此，石仑森在外漂泊了十年，康熙二十七年初春才返回故乡。谁料到，十载春秋，悠悠岁月，仍然无法消磨贪官污吏们对他的深仇积恨，石仑森到家不久，即遭县衙密捕，并于农历二月初三日被秘密杀害。

湘潭自古有“犟”民也有“犟”官。清嘉庆初年，北京城内还出了个不畏权贵的“烧车御史”他就是湘乡人谢振定。谢振定，字芗泉，乾隆末年在京城担任监察御史。御史的官儿不大，但负有纠劾百官的职责。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做起了太上皇，权臣和珅继续仗其势而作威作福，就连和府的仆役人等，也狐假虎威在外横行不法。有一天，谢振定巡查城南，遇上和珅小妾的哥哥驾着马车在街上狂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飙车”。一时间，百姓纷纷躲避，街头一片混乱，谢振定的车骑也被冲撞。谢振定拦下车来，查问“飙车”人的情况，殊不知此人亮出和珅舅老爷的身份，反而耀武扬威、出言不逊。谢振定立刻叫人把他拿下，痛打了一顿板子，还把他的车轱辘一把火烧掉了，此举让在场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一个小小的御史，竟敢大庭广众之间处置权相府中之人，不仅当街训斥、责以棍棒，居然虎口拔牙，连恶奴的车子还要烧掉，实在“犟”得可以，虽然谢振定最后还是因此丢了官，但其“犟劲”却为世人称道。今天的我们在戏说式的电视剧中也看到了烧车一幕，却不知当年那位热血儿男就是我们家乡的先贤。

近三百年间，湘潭地方一大批仁人志士为国为民、前仆后继、舍身取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这种不畏强暴、反抗强权、宁折不弯的“犟劲”，的确让人联想到当年为推翻秦朝暴政而战的一大批来自原楚国的战士，无怪乎当时的偈语这样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了。

综如上述，湘潭地方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楚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形成的经久不衰的精神血脉，是不是产生“人杰地灵”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呢？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提及，那就是湘潭紧靠长沙，毗邻衡、邵，而这几个地方，在古代直至今天，都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长沙，很早就是湖湘第一名城，近来大量而丰富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长沙；自西汉成为藩王的封国以后，日积月累所形成的丰厚的历史文化放射物，就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辐射，给湘潭地方以很大的影响。湘潭近现代著名历史人物的杰出代表，如曾国藩、王闿运、毛泽东等人，均与长沙结有不解之缘：曾国藩早年曾就读于善化（今长沙）岳麓书院，奠定了一代濡宗的基础；经学大师王闿运出生在长沙，青年时又在长沙城南书院研经读史；毛泽东曾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并且在此从事早年的革命活动。显然，这应当不是巧合。在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时代，相同文化背景下毗连地区之间的联系，自然比与其他较远地方的交流要多得多，这种频次很高的互通与互补，无疑容易引发人文共同进步的连锁反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湘潭地方的“人杰地灵”，绝不是孤立偶然的社会现象，只不过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被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走出的先辈们表现得更典型、更集中、更精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