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三)

三、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书院的性质，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性质决定精神和灵魂。书院之所以到现在还引起人们如此的去关注它，就在于书院的精神还有它特殊的魅力，我们可以穿越任何物化的历史层面，透过历史的种种物质牵累，在精神上与之达到一种沟通。由于特殊，所以好奇；由于好奇，所以探究。我和写《千年庭院》的余秋雨一样在想，是什么力量使的千年的庭院如此让人动心呢？结果我和他一样归结到了书院的精神和灵魂上。历来的官方教育从没有把教育当作一项独立的事业来办，说是教育，无非是培养一批忠实与一人之下的奴才而已。集权的君主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工具，教育被冠上太多实利和空名的帽子。“官学”，即是为官之学、为管而学，教育政治化了，何谈什么教育的文化品格？书院的精神特色让我们深思教育的定位，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美丽动人的，我想，从书院本身发展的特点上我们可以受到一点深沉的启发。

    我国著名教育史学者朱汉民先生在《湖湘学派与岳麓书院》一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迥异的图景。他这本书一个核心内容，我的理解是从一个切入口来全现书院教育的特点，即是两宋理学和书院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书院教育的特色，也使我们有历史来反观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岳麓书院即具之）。如果从大学的特性来比较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他们都兼具独立性、开放性和研究性的特点。这三个特点在中国古代集中体现在理学和书院的一体化上。所谓“一体化”，按照朱汉民先生的界定，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理学倚赖于书院，理学家的思想形成著作的完成，理学派别的产生，理学的学术活动等都离不开书院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书院也倚赖于理学，书院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皆以理学学术主张为指导，离不开理学的学术思想。可以说，理学和书院是辨证的对立统一的。他们的紧密关系贯穿了书院的发展历程，使之带上显著的学术特点

    如果让我来归纳中国书院的特点，我首先认为是它具有研究性，教育与科研相结合。它不仅是一个教育机关更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我们看到，凡是著名的书院往往都是一个学派的学术研究和传播的基地，有其在学术和学风上的特色。我们就以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为例说起。确切的说，湖湘学派代表的只是理学的一支。谈到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北宋的“朱程”。朱敦颐开创了理学，他把儒家经典《周易》和道家“太极”结合起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了宇宙终极本体，之后又由程颢和程颐发展之。但是，应该说他们的工作只是提出了理学的范畴和命题，确立了理学的基本框架。这时的理学由于尚在个人的沉潜探索阶段，所以与这种学术研究相应的是传统私学的传授方式，不一定需要那种大规模的制度化的教育机构——书院。但是到了南宋，由于理学的任务是分析前人思想并使之完善之，单纯的个人研究是不够的。它更需要把这种研究扩大化，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因此，书院的产生和发展自然适应了这种需要。这也成为理学和书院一体化的一个原因。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足以说明这一点。起初，湖湘学派的开创人胡安国在创办碧泉书院时，就是想以此为治学之所，专心治《春秋传》。他治学的时代特征是把春秋义理与南宋时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其子胡宏身上更得到了体现。在《五峰集》之《碧泉书院上梁文》里，他表达了以书院来振兴理学的决心：“庶几伊洛之业可振于无穷，洙泗之风，一回于万古。……伏愿上梁之后，远邦朋至，近地风从。袭稷下以纷劳，继杏坛而跄济”。他又说：“永惟三代之尊，学制遍乎家巷。爰从两汉而下，友道散若烟云。尼父之志不明，孟氏之传几绝。颜回克己，世鲜求方；孔疾论中，人希探平。弃漆雕之自信，昧端木之真闻。干禄仕以盈庭，鬻辞章而塞路。斯文扫地，邪说滔天。愚弄士大夫如偶人，驱役世俗如家隶。政时儒之甚辱，实先圣之忧今。将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之乘之流遁。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耕于友朋”。我们由此看出书院在此时已被赋予发扬学术，重振文化的任务。那个时候宋朝可谓积贫积弱，胡宏在碧泉书院教育中秉持“以仁致用”，求其“精微”、“力扶正道”，重视儒家传统的保存和发扬，率然展现了“衡麓学风”不计利禄、一心求道的特点，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等、大智之见。因此，当当朝权贵秦桧多次征调他去作官时，他断然拒绝。并自以为乐的给秦桧写了一封回信说：“俾舒卷数百千年之文，行思坐诵，精一于斯。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庶几愚而能明，柔而能强，可以继古人之后尘而为方来之先觉矣”。他把学术看成成就自己、流芳百年的事业，其中透出的睿智和远见，岂是那种庸人高官可以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