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中国昔时书院今何在(四)

    扯得似乎是远了，但那的确反映出湖湘学人在治学上的高洁精神，也正说明书院在其宗旨和教育目的上的特色。从以书院来传扬理学来看，它更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自然它就会不同于官方教育的庸俗化的教育目的。胡安国正然的说：“吾平生出处皆内断于心，浮世利名如蠓过前，何足道哉！”胡宏则对教育的批评很尖锐，他认为当世教育只是“干禄仕”、“鬻词章”且“不传经世济民之学”，教育只是科举的附庸和跻身官场的跳板，实在是深刻，就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反思教育的偏持和形式化。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及一个人，他就是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的张式。这个人可以说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也这是因为这个人，岳麓书院才会有“唯楚有材，以斯为盛”的壮名。就是这个人，真正的把岳麓书院作为传播理学的基地，书院在他的主事下更具研究性的特点。他在书院的创办到底是为培养什么人上，明确的提出了“传道济民”的教育目的，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致善抑恶，防为物所役而“反其初”。就像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这在质上决定了书院教育不同于官学；但目的和作用也彰显了它的特性——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扬。就像美国学者托马斯·李弘祺认为书院其实已成为文化命脉延续的主要机构，书院在某种意义上为“理一分殊”的文化研究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式便是中国书院史和文化史上不可忘记的一人。

    在碧泉书院就学于胡宏时，张式就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他关于颜回的论著使得胡宏刮目相看，并认为湖湘学派必在他那里有所大成。历史见证了胡宏的见地，张式到了岳麓书院之后，他的思想渐成体系。如果用简约的语言概括之，他的理学主要包括“太极即性”的本体论、纯粹至善的人性论和“知行互发”的认识论两方面。他认为宇宙世界有两部分构成，即形而下者（有形万物）和形而上者（天地之道）。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是“体用一源”，并用一个名词称之为“太极”。他在《孟子说》中说：“太极一而已矣，散为人物，而有万殊，就有万殊之中而复有所不齐焉，而皆谓之性。性无乎不在也。”他又说：“有太极则有物，故性外无物，有物必有则，故物外无性。”不难看出他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正是他这种本体论使他认为人性本善，而教育的作用就是让人去“反其初”，回归和恢复“天之所命”的人之本性。尤其值得一提的他“知行互发”的认识论。《南轩文集》里说：“近岁以来，学者失其旨，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于臆度之见，而无以有躬识者益忧之此，特未知二者互发之故也。”可见，尽管张式也是讲求性理之学，但他并没有沉迷于玄虚的空谈之中。他在治学上始终是重视“躬行”的。他在岳麓书院的教育行为可以证明学术的研究没有脱离实际的现实生活。正是如此，岳麓书院自他开始真正形成自己传道求仁践履务实、不尚空谈经世致用的学风。后来的“岳麓巨子”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其影响的结果。

    书院的研究性离不开这些贤人智者的支持，而且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治学精神，书院的研究性绝对是空中楼阁，毫无着落。我在前面主要以岳麓书院为例来谈之。事实上，那只是一个特例。治学精神不仅是注重创发、提倡求真，更重要的还是刻苦求学、认真对待学问。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打动人心的是它的求真和务实，固然不能说他们在对待学问上不认真严慎，我们在此只想突出和更有力的说明书院研究性的另一个方面罢了。